，眼神往往會有下意識的飄移，或者過度用力地“真誠對視”，肢體語言也會有不協調的地方。而一些半大孩子撒謊，要麼是眼珠亂轉不敢看人，要麼就是背得滾瓜爛熟卻缺乏細節和真情實感。
但曾賢的敘述，充滿了孩子視角的、具體的細節：“班上的王軍”、“丟了兩塊錢”、“黎老師二話不說”、“宋老師還幫腔，踢了我幾腳”、“寫一張‘我是小偷’的紙貼在衣服上貼到放學”……這些描述帶著孩子特有的觀察和情緒色彩，尤其是說到被踢和要寫“我是小偷”時，他肩膀下意識地瑟縮了一下，那種混雜著疼痛和巨大羞辱的反應，很難偽裝。
而且，一個九歲的孩子，如果真是偷了錢還被老師當場“抓住”，在公安民警麵前編造如此完整、細節豐富且情緒飽滿的謊言，那心理素質未免太過驚人，簡直可以稱得上天生的演員。以李成鋼的經驗來看，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曾賢的眼神深處，除了委屈，還有一種近乎絕望中抓住最後一根稻草的期盼。他問“你們真的能幫助普通老百姓嗎？”，這句話背後的試探和不信任，恰恰反映出他可能確實遭遇了不公，並且對尋求幫助曾經失望或心存畏懼。
李成鋼吐出一口煙，心裡已經有了七八分判斷。但他也提醒自己，判斷歸判斷，事實需要證據。孩子的敘述固然可信度高，但也不能排除其中可能有誤解、誇大的成分，或者忽略了某些關鍵信息。一切還需要到學校去核實。
他走回曾賢麵前，蹲下身，目光平和而堅定地看著孩子：“曾賢，叔叔相信你現在說的都是實話。但叔叔是警察，辦事要講證據，講規矩。等下到了學校，叔叔會先聽老師怎麼說，也會找那個王軍同學，還有其他可能了解情況的同學問問。你怕不怕跟他們對質？”
曾賢用力搖頭，眼神亮了起來：“我不怕！我真的沒偷！我可以跟他們說清楚！”
“好。”李成鋼點點頭，“記住，沒做就是沒做，在任何人麵前都要理直氣壯。不過，跟老師和同學說話要有禮貌，把事情經過原原本本說出來就行，不要哭，也不要喊，能做到嗎？”
“能！”曾賢挺了挺瘦小的胸脯。
看著孩子因為得到信任和支持而煥發出的神采，李成鋼心裡那點剩餘的疑慮也消散了大半。他幾乎可以肯定，這孩子受了冤枉。退一萬步講，就算兩塊錢的真相另有曲折，那兩位老師處理問題的方式——踢打學生、強迫寫侮辱性字條貼身上——也絕對超出了教育懲戒的底線，是必須嚴肅對待的問題。
他轉頭對小朱說：“小朱，你先陪著曾賢，我去食堂吃點東西，很快就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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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所，您去吧，我陪著。”小朱說。
李成鋼走出辦公室，卻沒有馬上去食堂。他站在院子裡想到，九歲的孩子，因為農村戶口，在學校被歧視、被欺負，還被老師冤枉偷錢，要求寫“我是小偷”貼在身上——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教育方法問題了，這是侮辱人格。
他想起自己女兒，兒子小時候，在學校從來都是被老師喜歡、被同學尊重的。不是因為成績有多好，而是因為她是城市戶口，父母都是公安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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