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關鍵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受害者是如何被篩選出來的？難道僅僅是隨機的、符合某種社會特征的不幸者？福爾摩斯那永不滿足的、追求極致精確的頭腦，拒絕接受隨機這個解釋。
“不，華生，”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時，他斷然說道，“如此精密的、涉及非人力量的儀式性構建，其‘材料’的選擇絕不可能完全隨機。就像建造一座特殊的建築，需要特定屬性的石材；進行一項複雜的化學實驗，需要高純度的試劑。這些受害者，她們身上必然存在著某種我們尚未發現的、共同的‘屬性’，使得她們成為那‘角落之神’或其地上代理人所需要的、合適的‘祭品’。”
他將調查的方向，轉向了一個我們之前未曾深入涉足的領域——受害者的身世與血緣。
“如果‘銀星會’是通過觀察和接觸來篩選目標，”他推理道，“那麼他們必然有某種快速識別這種‘屬性’的方法。而有什麼比與生俱來、無法改變的血脈，更易於識別和追溯的呢？”
這是一項極其繁瑣且需要耐心的工作。福爾摩斯動用了他在各級市政檔案部門、教會記錄機構乃至一些專門從事族譜研究的私人事務所的廣泛人脈。我與他也分頭行動，埋首於泛黃的出生證明、受洗記錄、陳舊戶籍冊那密密麻麻的字裡行間，追溯著瑪麗·安·尼科爾斯、安妮·查普曼、伊麗莎白·斯特賴德、凱瑟琳·艾道斯以及瑪莎·塔布連這幾位可憐女子的家族源流。
這項工作如同在浩瀚的沙海中淘金，充滿了重複、死胡同與模糊不清的記錄。然而，福爾摩斯以其特有的毅力和洞察力，堅持不懈地梳理著這些紛繁複雜的線索。他並不關注她們近期的、充滿貧困與動蕩的生活軌跡，而是執著地向曆史的深處回溯，尋找著可能交彙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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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福爾摩斯從他堆滿檔案的書桌前猛地抬起頭，眼中閃爍著發現關鍵證據時的銳利光芒。他手中拿著幾張抄錄著古老記錄的紙條，手指因激動而微微顫抖。
“華生！我找到了！”他的聲音帶著一種壓抑的興奮，“一條隱藏的線，一條將所有這些人串聯起來的、源自過去的線！”
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湊了過去。他將那幾張紙條在桌上攤開，上麵是他娟秀而清晰的筆跡，記錄著幾個名字、日期以及地名。
“看這裡，”他指著一條記錄，“瑪麗·安·尼科爾斯的母親，在其婚前的戶籍登記上，其娘家姓氏為‘韋特比’。而這個‘韋特比’家族，根據更早的教區記錄，可以追溯到薩福克郡一個名為‘鄧威奇’的小漁村。”
他又指向另一條：“安妮·查普曼，其外祖母一係的姓氏是‘馬什’，同樣，這個家族在十九世紀初，有明確的記錄顯示來自同一個沿海地區——鄧威奇村。”
“伊麗莎白·斯特賴德，”他繼續道，手指移向下一張紙條，“她已故丈夫的家族，雖然並非直係，但其族譜中有一個旁支，在兩代以前與一個源自鄧威奇的家族通過婚。”
隨著他的敘述，凱瑟琳·艾道斯和瑪莎·塔布連的家族記錄中也陸續顯現出與那個名為“鄧威奇”的沿海村莊或周邊區域的微弱但確實存在的關聯。並非所有受害者都是直接的、近期內的移民後代，但她們的血緣網絡中，無一例外地，都在若乾代以前，與那個特定的、偏僻的沿海地點產生了交集！
“鄧威奇……”我重複著這個地名，感到一絲莫名的寒意。那是一個位於英格蘭東海岸、以逐漸被海水侵蝕和籠罩在古怪傳說中而聞名的小村莊。據說那裡如今已大半淪入北海，隻剩下些許廢墟和一片不祥的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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