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嘉平五年九月底，一直到十月底。
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墨州海墨西灣成了整個聖明西南海岸最忙碌的軍港。
俞大猷不僅會打仗，還會治軍。
他親自下場，挑選中級軍官。
無論是大明的征西、征虜等將軍，還是聖明的蕩寇、平寇等將軍，皆與總兵官製度一樣，在多數情況下是臨時差遣，沒有固定的品級。
這一製度決定了，蕩寇將軍或者總兵官不能像常設官職那樣擁有完整的人事權。
高級武官的任命需要通過“會推”等複雜程序，最終由皇帝決定。
因此，副總兵、參將等高級屬官的任命權，始終掌握在朝廷手中。
儘管沒有獨立任命權，但作為前線最高統帥，身為蕩寇將軍的俞大猷，其實際影響力依然存在。
首先，他可以考察麾下將領，向朝廷舉薦或推選有才能者出任要職。
其次，在戰時或緊急情況下，他有權臨時委派軍官執行特定任務，戰事結束後職務可能撤銷。
最後，對旗長、曲長等中下級軍官，他的影響力更大，其推薦意見往往會被朝廷采納。
所以，俞大猷把那些不懂近海潮汐的軍官，調去乾後勤；把水戰勇猛，但性格暴躁，容易中計的軍官，調入陸戰曲；把懂得利用風向放火船的旗長舉薦為曲長，獨領一支遊擊小隊。
在他的鐵腕整編下，原本三大水師拚湊起來的隊伍，迅速被打磨成了一柄鋒利無比的尖刀。
而在這期間，原中江水師大舟河艦隊參謀提督、現太平洋水師神洲蕩寇支隊參將陳海平，迎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跨行”提升。
俞大猷沒有給陳海平安排戰鬥計劃，而是直接推舉他擔任蕩寇支隊的最高軍需官。
蕩寇號主艙二層甲板上。
俞大猷與陳海平肩並肩站立，望著前方汪洋大海。
“仁山，此次去神洲，軍需補給是重中之重。”
俞大猷率先開口道：“倭寇狡猾，必定會想辦法破壞我們的糧草和火藥。誰敢在軍需上動手腳，你不用請示我，直接按軍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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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海平字仁山，俞大猷用字稱呼他，乃是表示親近。
俞大猷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打心底裡敬重陳海平，兩人以前還一起在中江與大舟河交彙處的沼澤區執行過追擊水寇“黑水蛟”的任務。
有人可能會感到奇怪，認為聖明國勢鼎盛，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內陸運河為何會常年存在水寇？
答案其實很簡單，就一句話——有利可圖！
運河作為重要的物流通道，其背後的經濟利益巨大，這是賊寇滋生的溫床。
河砂是價值高昂的建築材料，一些水上幫派會通過暴力、威脅等手段，非法控製采砂區域，大肆盜采河砂以攫取暴利。
在港口、碼頭等區域，地方幫派勢力會通過暴力、脅迫等手段，控製經營權、壟斷運輸線路，向過往船隻或商家強行收取“保護費”。
地方幫派還會通過非法手段壟斷特定水域的貨運線路或業務，排擠競爭對手，破壞市場公平秩序。
這種情況之所以無法徹底根治，是因為運河往往流經多個行政區域，這種跨地域的特性給統一管理帶來了天然挑戰。
不同地區的執法標準、力度和協調機製可能存在差異，容易形成監管的“真空”地帶。
而且地方幫派的生存與蔓延，往往與地方官員為其充當“保護傘”有關。
他們通過行賄等手段逃避打擊，增加了治理難度。
此外，水上作案相對於陸地更為隱蔽，增加了線索發現和證據固定的難度。
例如，嘉平三年的“水上大盜黑水蛟”在大舟河下遊運河航段多次作案，讓過往船戶人心惶惶。
當時，正是俞大猷出手相助，陳海平才能率輕舟三十艘，趁夜突襲賊巢，一戰全殲賊眾八百餘人，活捉賊首，因功升任大舟河艦隊參謀提督。
“將軍放心！仁山定當誓死守衛軍需，絕不讓賊人有可乘之機！”
陳海平對俞大猷忠直的為人非常敬佩，俞大猷當年的相助之事，也一直記在心中。
此時他聽到俞大猷吩咐，很自然地轉過身，看向俞大猷，抱拳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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