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你的邏輯，你這個觀點之所以被接受，也不是因為它更接近客觀真理，而是因為它符合某種社會心理或利益需求。那我為什麼要相信你？”
包廂裡的氣氛微妙地變化了。
小野次郎饒有興致地看著兩人，拍手笑道：“好好好，黃桑這個問題，問到了根子上。”
說完，他看著楚河，期待著這個充滿銳氣的年輕人如何作答。
楚河想了想，組織了一下語言：“黃先生的意思是說，如果一切真理都是權力機製，那這個說法本身也逃不出權力機製的範疇，對吧？”
黃山點頭。
“這個問題，西方哲學界也在爭論。”楚河道，“福柯的困境在於，他解構了一切真理，卻無法為自己的理論提供合法性基礎。但這裡有一個細微的差別——”
他頓了頓，目光直視黃山。
“福柯說的不是‘沒有真理’，而是‘真理的誕生和傳播，始終伴隨著權力運作’。這不是虛無主義，而是一種祛魅。他提醒我們，不要輕易相信那些自稱為‘真理’的東西，要去追問：誰在說話？為誰說話？說話的目的是什麼？”
黃山若有所思。
楚河繼續說：“就像現在，黃先生問我這個問題，本身也是一種權力的體現——你是主，我是客，你質疑我，我必須回答。但如果我不回答，或者回答得不好，會怎樣？”
他笑了笑，自問自答：“會被小看。這就是話語權。”
“話語權？”眾人又是一驚。
在這個時代，哲學得範疇還停留在康德追問“我能知道什麼”，黑格爾還在建構那個包羅萬象的絕對精神體係——他們還在追求真理，還在相信存在某種終極的、客觀的、可以被理性把握的東西。
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哲學家們，已經不再問這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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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問的是：誰在定義真理？用什麼權力定義？定義的結果是什麼？
這不是對康德、黑格爾的否定，而是對那個提問方式的超越。
還未從“話語權”這個前所未有的哲學範疇中擺脫出來，就聽楚河繼續道，"黑格爾的辯證法最終走向了絕對精神的自我實現，這恰恰是福柯要解構的——絕對精神是誰的精神？誰有資格定義絕對精神？”
“那楚兄弟覺得，誰有資格？”黃山問。
“沒人有資格。”楚河說，“或者說，每個人都有資格。真理不應該是一個終點，而應該是一個過程。是無數人在無數個時刻，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腦子去想，然後互相碰撞、互相質疑的過程。”
黃山凝視著他，目光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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