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奪了兵權的王英，可謂是無官一身輕，活得像個閒散富家翁。每日行程精準得如同鐘表：清晨去軍營點個卯，說些無關痛癢的閒話；晌午準時出現在北城酒樓獨酌，一壺酒喝上一個時辰，絕不多飲，日落前便回家歇息。
可他表現得越是正常，在盯梢人的眼中就越是透著一股精心算計過的詭異。
夜梟的盯梢回報千篇一律：“目標無異動。”
他們連王英幾時如廁、每晚和哪位小妾同床共枕都記錄在案，卻抓不到任何把柄，沒有任何的蛛絲馬跡，可謂是徹頭徹尾的失敗。
而寧不缺那邊的挖掘則更令人膽戰心驚，“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了死亡。”
不僅是修繕堤壩的工匠，連可能知情的底層兵丁、與王英有過交往的低階將校，都在這場“恰到好處”的洪災中“合理”地消失了。
對手用一場天災，完美地掩蓋了所有的人禍。誰也說不出個“不”字來。這樣，就別說找鐵證了，甚至連個像樣的線索都被抹得一乾二淨。
這一切都做得滴水不漏，讓孫延召更加確信王英背後有人，而此人正在暗中操縱著一切。
無論是明裡暗裡，堤壩決堤的調查很快陷入了死局，刺客的線索同樣沒有任何消息。寧不缺也是一籌莫展，一連幾日都沒有睡好。
而馮天的奏折已被快馬送回了汴京，來自汴京的壓力，已如實質般壓在孫延召肩頭。
馮天那份將姚恕定為“罪魁禍首”的奏折，如同最後的蓋棺定論，連同姚恕的“死訊”一同遞到了趙匡胤的案前。
孫延召心知肚明，自己在澶州的日子恐怕不多了。他坐在暗室之中，急迫的想要找到一個突破口，可人死無對證，又談何容易。
此時，房間的門被推開，一個人悄悄地走了進來，“延召，是我。”寧不缺壓低了聲音說道。
孫延召沒有答話，而是站起身，點亮了房中的油燈，陰影之下，寧不缺的臉上略顯疲憊：“延召，甘鳳武來信了，官家知曉姚恕死在了河裡，龍顏大怒。朝中多人上書，皆言澶州事畢，要你和馮大人回京述職。晉王那邊對你也很不滿意。”
孫延召無言以對，隻能報以苦笑。
寧不缺接著說道：“延召，咱們在澶州的時間，那個……怕不多了，你看……走前是不是見姚通判一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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