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的地下組織把城裡的情況用地下電台傳了出來。
德田在福岡的中央委員會辦公室裡收到電報之後，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他給前指回了一封電報，隻有一句話：
“請聯軍繼續推進。
不要停。
我們的人正在城裡組織百姓們反抗。我們需要聯軍的炮聲幫我們撐腰。
如果聯軍停下來，軍部會把所有孩子都綁上炸藥。
如果聯軍繼續打，軍部就來不及做完。”
東大的同誌把電報看了兩遍，把細木棍在地圖上重新拿起來。
他指著東京市區說：
“推進暫緩，但炮擊不停。
每天定時炮擊外圍軍事目標，不打居民區。
炮聲要讓城裡的人聽到。
讓軍部知道我們還在。
讓老百姓知道我們還在。
救援組的行動繼續。
同時，通知德田同誌——請他在城裡組織好鄉親們，告訴他們聯軍在哪個方向，告訴他們從哪條路能走出來。
我們在這邊接應。”
命令下達了。
炮擊恢複，但炮彈隻落在日軍已知的軍事據點和彈藥庫上，居民區一棟房子都不碰。
炮聲每天響兩回，清晨和傍晚，每次二十分鐘。東邊的三條通道保持開放，日共的聯絡員在通道兩側的廢墟裡貼上手寫的指路標語。
從城裡逃出來的母親們沿著這些標語往東走，走到接待站，登記，然後被問一句話——“你家裡有沒有孩子被帶走了？”
如果有，她們會被帶到一張桌子前，桌子上攤著一張東京市區的大地圖，地圖上標注著聯軍已經解救的孩子的名字。
母親們趴在地圖上找，找到一個名字，手就抖。
找不到，手也抖。
有的人找到了，哭著笑；有的人沒找到，站著不動，眼淚從臉上淌下來，一句話也不說。
從一月下旬開始，東京城裡的反抗聲越來越大。
不是武裝反抗——母親們手裡沒有槍。但母親們有嘴，有腿，有把整個城市走遍的力氣。
她們在憲兵隊門口哭，在義勇隊集合點門口跪著，在少年突擊隊的營房外麵喊孩子的名字。
憲兵打她們，趕她們，抓她們。
但人越抓越多，哭聲越趕越響。
到最後，有些義勇隊的士兵——他們自己也是父親，也有孩子被編進了少年突擊隊——開始悄悄放人。
一個憲兵軍曹後來在戰俘營裡說了一句話，被記錄在案：
“我放了五個孩子。每放一個，我就在名冊上劃掉一個名字。
我知道名冊對不上了，但我沒辦法。
我看著那些孩子被帶走的時候，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兒子。”
一月二十八日，聯軍從東京外圍陣地上解救的孩子總數超過了五百人。
炮擊仍在繼續。通道仍然開放。
母親們的哭聲從城裡傳出來，和炮聲混在一起，像某種低沉的、持續不斷的、不肯停歇的東西。
一天之前，東京。
市穀。
陸軍參謀本部地下掩體。
一月二十九日。
市穀台地的地下掩體是昭和初年修建的，鋼筋混凝土澆築，頂層厚度超過三米，據說能扛住五百公斤炸彈的直接命中。
掩體裡有三層，最上層是作戰室和通訊室，中層是指揮官休息室和會議室，下層是倉庫和發電機房。
當初修建的時候，參謀本部的人說這是“固若金湯”。
現在沒有人這麼說了。
掩體確實能扛住炸彈，但扛不住壞消息。
可是壞消息似乎比炸彈更重，更密，更持久。
它從每一個角落滲進來，從每一根電話線裡爬進來，從每一個走進掩體的人臉上看出來。
掩體現在還在運轉，但所有人都知道，它隻是在等最後一顆炮彈落下來。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的會議是臨時召集的。
原本的會議時間是三天前，但那天開會開到一半，通訊室收到消息說聯軍炮擊了市穀北麵的一個彈藥庫，爆炸波及了附近的民房，整片街區都在燒。
會議中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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