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
市穀。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
荒木和他的同夥們用了不到兩天時間完成了聯絡。
他們聯絡的方式很隱蔽，但也很簡單——打電話。參謀本部地下掩體裡的電話線是獨立的，不受外部線路乾擾，可以直接撥到東京各城防部隊的指揮所。
荒木以“參謀本部作戰課例行調度”的名義，給東京周邊的七個城防大隊打了電話，每一個電話都找的是事先聯絡好的人。
電話裡說的話很短，用的是暗語——“明天晚上的演習需要調整部署，請於今晚八時前將部隊調至指定位置。”
指定位置是荒木提前算好的——皇宮外圍三個點，參謀本部外圍兩個點，廣播電台一個點，東京警視廳一個點。
七個大隊，大約兩千人，全部是他們的人，或者他們信得過的人。
河邊那邊則是負責聯絡海軍。
海軍的少壯派沒有陸軍這麼多，但有幾個人是河邊在海軍大學時期的同學，現在在軍令部第二部（情報部）和海軍陸戰隊裡當中隊長和參謀。
河邊通過一個中間人傳了口信，口信很簡單——“明天晚上，陸軍會動。
你們的人不用做太多，隻要把軍令部那幾個老家夥按住，別讓他們給參謀本部打電話就行。”
海軍的回複當晚就來了，隻有兩個字——“收到。”
二月一日上午，荒木在參謀本部的走廊裡碰到了東條的副官。
副官姓大久保，跟荒木是陸士同期，兩人認識十幾年。
大久保問荒木：
“最近忙什麼？”
荒木說：
“調防的事。東京城防要重新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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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點了點頭，沒有多問。
但荒木注意到，大久保的眼神跟平時不一樣——多了一層東西，像是知道了什麼但不說。
荒木沒有追問，兩人在走廊裡分開，各走各的。
東條英機是在一月三十日夜裡察覺到不對勁的。
那天晚上他在掩體的作戰室裡看地圖，值班參謀進來送電報。
電報是前線來的，說聯軍在東京西郊的炮擊忽然停了。
東條問為什麼。值班參謀說不知道，可能是彈藥補給問題，也可能是天氣原因。
東條沒有接話。
他站在地圖前麵看了很久，然後問了一句：
“今天有多少人進出掩體？”
值班參謀翻了翻登記本，說：
“進出人員約四十人次。”
東條又問：
“有沒有不是參謀本部的人？”
值班參謀愣了一下，說：
“有幾個城防司令部的聯絡員，來送報告的。”
東條點了點頭，沒有再問。
但那天夜裡他沒有睡。
他坐在掩體中層的小辦公室裡，桌上攤著一份參謀本部人員名冊，手裡拿著筆，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看。
他在找什麼東西。
找什麼人經常跟誰在一起，什麼人最近行為異常，什麼人以前在二二六事件期間有過皇道派傾向，什麼人跟城防部隊的少壯派軍官私交密切。
他看了三個小時，在天亮之前把名冊合上了。
他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但他知道——那種感覺來了。
那種在滿洲時期、在諾門坎時期、在每一次危機前夜都出現過的感覺。
那種空氣裡彌漫著某種東西、你說不出是什麼、但就是不對勁的感覺。
二月一日上午，東條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他讓通訊室給聯軍前線指揮部發了一份電報。
電文很簡短——“日本帝國政府準備就停戰事宜進行接觸。請貴方指定聯絡渠道。我方將派特使前往。”
沒有提條件，沒有討價還價，沒有“保留天皇製”之類的條款。
隻是一句“準備接觸”。
他知道這份電報會被少壯派截獲——掩體裡的通訊室不是銅牆鐵壁，什麼消息都可能走漏。
但他不在乎。
他要的就是讓所有人都知道——他已經在跟聯軍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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