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白鳥央真。
我在之前的場合，已經談到過他的作品。
今晚，在這屬於諾貝爾獎的講台上，我並不打算為他做宣傳。
文學不是商品展銷會，這個講台也不是GG牌。
但作為一個已經寫作了大半生的人，我有權利在談論「日本文學的未來」時，提到一個我親眼看見、並願意託付希望的名字。
白鳥所寫的那些故事，乍看之下與我這一代人經常書寫的題材相去甚遠。
他寫偏遠小站的站務員，寫以清洗遺體為職業的年輕人，寫便利店夜班的女人，寫被時代拋在後麵的藝妓。
他筆下的日本，不是政治事件的日本，也不是經濟指標的日本，而是一個個在日常勞動中默默耗費自己生命的人。
在我閱讀他的作品時，最打動我的，並不是某種所謂「新技巧」，而是一種樸素而堅決的態度：他拒絕讓這些人物變成悲情的裝飾品，也拒絕把他們浪漫化為「時代的隱喻」。
他隻是固執地寫他們每天如何起床、如何穿衣、如何在工作中犯錯、如何在深夜獨自回家、如何在某個瞬間意識到自己被世界忽略。
在這些看似不起眼的描寫裡，我看到了文學最古老也最難的部分把一個人從「角色」重新變回「人」。
有人問我：「你覺得白鳥代表日本文學的未來嗎？」
我的回答是：沒有任何一個作家能夠「代表」一整個文學的未來，但某些作家可以在這條道路上走在前麵一點，用自己的寫作試探出一些可能性。
白鳥正在做的，就是這樣一種試探。
他寫作的出發點，是日本的具體生活，但他筆下的人物所麵臨的問題，卻遠遠超出了這個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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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工作被簡化為「崗位」和「任務」，一個人如何在重複的動作裡保持自己的尊嚴？
當家庭結構發生變化，傳統的支撐體係瓦解，一個人如何在孤獨中找到與他人的連結？
當城市把人壓縮成匆忙的影子，一個人如何在短暫的停頓裡，確認自己還活著？
這些問題，在巴黎、紐約、首爾、裡約、開羅————都以不同形式存在。
正因為如此，我相信，他的作品有能力在不同語言之間被傳遞。
在世界文學的長河裡，一個作家的名字最終會不會被記住，常常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他是否對自身時代做出了誠實而深入的見證；二是他是否在語言上找到了與其他地方讀者共鳴的頻率。
白鳥央真目前的作品，並不多。
他還有許多書尚未寫出，許多失敗尚未經歷，許多誤解尚未麵對。
作為一個比他年長許多、曾經犯過許多錯誤的作家，我不能替他走完這條路，也不打算為他做任何保證。
我能做的，隻是在這個我暫時站在其上的講台上，指向一個方向。
那是我在日本的街道、鄉村、列車、醫院、便利店裡，看見的一些現實；那也是我在他的小說裡，看見的一種姿態，一個年輕人願意花十年、二十年去書寫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急於用一個響亮的姿勢回答所有問題。
如果日本文學在未來還能夠在世界文學中發出自己的聲音，那麼這種聲音，不會來自某一次集體宣言，不會來自某個短暫流行的主題，而會來自一個個像他這樣的寫作者：他們不把文學當作裝飾品，也不把文學當作武器：他們把文學當作一盞小小的燈，放在那些常年被黑暗覆蓋的角落裡。
我願意相信，在我離開這個講台、離開這個國家之後，在某一列開往日本北方的小火車上、在某一間夜裡仍然亮著的便利店裡、在某一條隻園的巷子裡，會有人拿起他寫的書，在那裡翻開。
他們未必知道我的名字，也未必關心這枚獎章，但當他們在那些句子之間停下來，稍微對自己的生活多想一秒鐘，對身邊的人多看一眼的時候，日本文學的未來，已經在那一秒鐘裡悄悄發生了一點點變化。
我站在這裡，並不覺得自己達到了某種終點。
諾貝爾獎在許多人眼中是一個「巔峰」，但對我來說，它更像是一個臨時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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