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也顯示出皇帝對所用之人的了解。
對於其他政務的批複，也多以“準奏”、“依議”、“知道了”為主，偶爾在一些涉及重大人事或邊防調度的事項上，會有更具體的指示，但總體而言，放權尺度比李承乾預想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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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份關於今年皇家祭祀典禮安排的奏章上，李世民的朱批卻稍長一些：“國喪新畢，祭禮宜肅穆簡樸，一應鹵簿儀仗，可酌減三成。太子代朕主祭，務要誠敬，不可失儀。” 這既是對禮儀的具體要求，也再次明確了李承乾在皇帝離京期間的“代表”地位。
而在另一份無關緊要的、關於某位宗室老人請求增加俸祿的請旨上，李世民的批語卻顯得有些意味深長：“家事亦國事。太子可酌情處置，以示天家親親之誼，然不可濫施恩賞，致成定例。”
這些批複，零零散散，卻拚湊出皇帝在九成宮的心態：他確實在休養，試圖遠離長安的紛擾，但對朝局並非放任不管，而是以一種更超然、更細節控製的方式在關注和引導。他給予太子一定的決策空間，但核心權力和最終評判標準，仍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同時，他也在通過這種方式，繼續教導和打磨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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