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經常在延英殿召見諫官，讓他們儘其所能地發表意見，怎麼能夠將他們安置在諫官的職位上又對他們棄置不顧，並且疏遠賤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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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宣宗讀了他的奏章，似有愧意。
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在疏中說：“在政治修明與禍亂危亡的初期，都肯定是有苗頭和跡象的。疏通直言進諫的道路，拓寬接受意見的範圍，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歡阿諛逢迎，被自己親幸的人蒙蔽，這是禍亂危亡的跡象。自古以來，在君主繼位的初期，肯定會有敢於直言進諫的人士，獎賞他們，君子便願意奉行他們的理想，小人也就不敢做奸邪之事了。如果能做到這些，那麼上下之誌相通，上下之情暢達，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夠辦得到嗎?如果君主抵製直言上諫的人士，懲罰他們，君子便會藏身隱退，緘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小人便會曲意迎合，從而竊居君子的地位了。像這個樣子，要辦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之內，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當來，即使不打算招致禍亂危亡，能夠辦得到嗎?”“在太宗剛剛執政的時候，大臣孫伏伽就一件小事進諫，說得很有道理，太宗大喜，便重重地獎賞了他。所以在這一段時間裡，談論政事的人就多起來，而且唯恐自己講的不夠深摯切實，從來不曾有人擔心觸犯忌諱。這是太宗認為順心適意是小事，而國家危亡的禍殃才是大事的緣故。”
元稹還直言不諱地說：“自從陛下登基以來，至今已滿一年，沒有聽說過有人受到孫伏伽那樣的獎賞。我等在諫官行列中聊以充數，空費時日，不能夠得到陛下的召見，每當站進朝班的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禮，連抬頭看上一眼都沒有膽量，又怎麼能議論得失、諍言進諫?在皇帝周圍供職的人尚且如此，何況其他職位疏遠的臣下呢！我真是為陛下感到憂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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