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今天的這場葬禮，就是最好的證明。生，他可以做大元的皇帝；死，他必須要做回孛兒隻斤家的子孫。”
茶館裡，陷入了長久的沉默。馬譯史看著眼前這位固執而博學的老翰林，心中也生出無限感慨。他知道，王翰林說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也句句都戳中了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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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許久，馬譯史才開口，語氣也變得深沉起來：“王公，您說的，都有道理。但是，您有沒有想過，或許，我們都想錯了呢？”
“哦？此話怎講？”
“我們總想用‘蒙古大汗’或者‘中國皇帝’，這兩個現成的框子，去套在先帝的身上。可如果，他兩者都是，又或者，他兩者都不是呢？”馬譯史的眼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您想，先帝是不是曆史上第一個，試圖將草原的秩序與農耕的秩序，真正融合在一起的君主？他既要維持蒙古帝國的團結，以大汗的身份號令四方；又要治理好這片新征服的漢地，以皇帝的身份安撫萬民。”
“他就像一個站在長城上的人，一隻腳，踏在關內的農田上；另一隻腳，踩在關外的草原上。他努力地維持著平衡，想要兼顧兩頭。所以，我們才會看到他身上那麼多的矛盾。”
“他用漢法，立自己的兒子真金為太子，這是在向我們漢人示好，表示他願意接受我們的傳承方式。可當蒙古的舊貴族反對時，他又不得不做出妥協，保留大量的蒙古舊製。他派兵遠征日本、安南，那不是一個中原皇帝的思維，那是一個蒙古大汗，要讓‘太陽照耀之處，皆為臣民’的雄心。可當他回到大都，他又會跟姚樞、許衡這些大儒們，探討《大學》和《中庸》的治國之道。”
“所以，王公，”馬譯史總結道，“先帝的偉大，或許恰恰在於他的這種‘雙重性’。他不是簡單地在做選擇題，而是在創造一種全新的模式。他締造的這個‘大元’，既不是純粹的蒙古汗國，也不是傳統的漢人王朝。它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由征服民族，來主導的多民族帝國。它將‘中國’這個概念，從一個以漢文化為核心的‘天下’，硬生生地，拓展成了一個包含了草原、西域、中原在內的，更加廣袤的地理和政治實體。”
王翰林聽得入了神，他不得不承認，馬譯史的話，為他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是啊，忽必烈，這個名字本身，就代表著一種撕裂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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