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天起，我開始不對勁了。
先是渾身發冷。
大夏天的，外頭三十多度，太陽曬得地皮發燙，我卻縮在被窩裡，蓋著兩床棉被，牙齒咯咯響，渾身打哆嗦，跟掉進冰窟窿似的。我媽把炕燒得滾燙，炕席都燙屁股了，我還是冷，冷得骨頭疼。
接著開始發燒。
燒得燙手，臉上通紅通紅，跟抹了胭脂似的，嘴唇卻白得沒有血色，幹得起了皮。我媽拿濕毛巾敷在我額頭上，沒一會兒毛巾就熱了，跟剛從熱水裡撈出來一樣。換一條，又熱了。再換一條，還是熱。
她整夜不睡，守在我邊上，不停地換毛巾。我爸也睡不著，蹲在門口抽煙，一根接一根。
兩天兩夜，燒沒退。
我爸急了，把自行車推出來，在後座上綁了個棉被，把我裹得嚴嚴實實，馱著就往鎮衛生院跑。
三十裡地，坑坑窪窪的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兩腳泥。那天沒下雨，但路還是顛，顛得我五臟六腑都要出來了。我迷迷糊糊趴在他背上，感覺身子輕飄飄的，像隨時會被風吹走。
我爸蹬得滿頭大汗，後背的衣裳濕透了，貼在我臉上，又熱又黏。我不敢動，就那麼趴著，聽著他呼哧呼哧喘氣的聲音。
走了不知道多久，終於到了鎮衛生院。
鎮衛生院不大，就幾間平房，白牆灰瓦，門口掛著塊牌子，上頭寫著“柳樹溝鎮衛生院”幾個字，漆都剝落了，模模糊糊看不清。
我爸把我抱進去，掛號、排隊、看醫生。值班的是個年輕人，戴個眼鏡，看著像是剛從衛校畢業的。他讓我張嘴，看看喉嚨；翻開眼皮，看看眼底；拿聽診器聽聽胸口，皺皺眉頭。
“咋樣？”我爸問。
年輕醫生說：“高燒，四十度一。打一針退燒針，吃點葯，回去觀察觀察。要是不退，再來。”
打了針，拿了葯，我爸又馱我回去。
回到家，燒沒退。
不但沒退，反而更高了。
我開始說胡話。
我媽後來說，我那會兒凈說些莫名其妙的話。一會兒喊“別拽我”，一會兒喊“我不去”，一會兒喊“河底下有人”，一會兒喊“奶救我”。喊的時候眼睛瞪得老大，瞪著房頂，瞪著窗戶，瞪著空無一人的牆角，像是看見了什麼別人看不見的東西。
我媽嚇壞了，抱著我哭。
我爸又馱我去衛生院。
這回換了個老大夫。那老大夫是鎮上最有名的，據說以前是部隊的軍醫，退休了回老家發揮餘熱。六十多歲了，頭髮全白了，但眼睛很亮，看人的時候直勾勾的，像能把人看穿。
他給我把了把脈，翻了翻眼皮，看了看喉嚨。又把我褲腿擼上去，看了看腳脖子上那五道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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