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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益顯主編，曲星、熊誌勇副主編，中國青年出版社，51.2萬字，2002年7月）
外交是文明的產物，源遠流長。即使是在十分原始的民族之間，派遣使者進行談判與溝通亦為通常做法，而且這些使者受到按出使國“風俗或戒律”的待遇。
國家產生之後，外交更具有實質的含義。國家之間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派出代表遊說列國，或互敦友好，或結盟抗敵，交往頻仍。中國曆史上蘇秦“合縱”，張儀“連橫”，張賽出使西域，蘇武牧羊，已為外交實踐之佳話。古代希臘城邦國家間的“同盟會議”，古代羅馬的“萬民法”，印度的“同盟會議”，古人羅馬的“萬民法”，印度的“摩奴法典”，都可視為為調節國家關係而產生的早期外交製度和法律。現代意義上的外交製度，則產生於1618～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後簽訂的《威斯特伐裡亞和約》。
周恩來“外交學中國化”。
獨立自主，保障安全（1949～1955年）；對外多方矛盾關係和反美統戰（1955～1965年）；“反帝必反修”和反對兩霸（1965～1972年）；三個世界的劃分和聯美反蘇（1972～1979年）；不結盟與和平、發展為主題（1979～1989年）；韜光養晦，有所作為（1989～1995年）；推動世界多極化，強調國際關係民主化（1996～2001年）。
“曆史是鏡子，是書本，是箴言”。它幫助人民識是非、長智慧、明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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