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話。趙曙在手記裡寫道：“沈尚書說，四十文錢，在大臣的奏章裡連個數字都算不上——太少了。但在田老漢家裡，四十文就是孫子的紙筆、老伴的花布。修路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讓田老漢多賺這四十文。”
瓜洲驛的“便民集市”模式很快被複製到揚州段其他驛站。建在河邊的，專賣魚蝦水產；設在路口頂的，主打農具和日用品；靠近寺廟的，臘月裡就成了年貨大集和香客歇腳處。有的驛站還在集市旁邊設了“便民藥鋪”，請鎮上的郎中來坐堂，給過路商旅和趕集農民看病，診金減半，藥材按成本價出售。
《大宋日報》連發三篇報道：蘇軾寫《瓜洲驛的煙火氣》，用蘸滿感情的大白話描繪了集市上的人間百態；趙曙配了一篇《便民集市十日談》，以度支郎中的身份核算成本收益；蘇轍寫《養路費的新來源》，冷靜地算了筆賬——瓜洲驛便民集市創辦兩個月，驛站茶水鋪和食堂的營業收入增加了約四成，帶動周邊農戶增收可觀，養路費徵收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他在文末批註：“錢寶源主動提出明年承包費加一千貫，理由是集市招來的人流讓他的食堂翻了台。沈兄說，這叫‘用市場的手收稅，比用朝廷的手催稅舒服得多’。”
三個月後，便民集市的模式沿著官道向南北擴散。蘇州知府在奏章裡寫道：“蘇州段效仿瓜洲驛便民集市之法，城鄉結合部自發形成早市七個、圩日三個，未費朝廷一文錢。”沈墨在奏章末尾批了八個字，連仁宗看了都笑。趙曙在修路手記的扉頁上鄭重寫下這八個字——“利不奪民，市不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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