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說：‘聽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度為僧。或納錢百緡，請碟剃落，亦賜明經出身。以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僧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唐書·食貨誌》也說：‘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當時的立壇度僧，對民眾來說，免了兵役、勞役。對政府來說，得到了軍需的支應。在政府軍費的迫切下，神會出來主持號召，獲得大量錢財的供應，當然對神會特別重視起來。神會受到了皇帝的供養，如《宋僧傳》說：‘肅宗皇帝詔入內供養。敕將作大匠，並功齊力，為造禪宇於（洛陽）荷澤寺中。神會在那時，念念不忘南宗頓教，為南宗做了兩件大事。
“一、由郭子儀出麵申請，請為菩提達摩——初祖立諡，如陳寬《再建圓覺塔誌》（《唐文拾遺》三十一）說：‘司徒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複東京之明年（７５８年），抗表乞大師諡。代宗皇帝諡曰圓覺，名其塔曰空觀。’
“二、由廣州節度使韋利見啟奏，請六祖袈裟入內供養，如《別傳》（續１４６·４８７）說：‘上元二年，廣州節度使韋利見奏，僧行滔及傳袈裟入內。孝感皇帝依奏，敕書曰：敕曹溪山六祖傳袈裟，及僧行滔並俗弟子，韋利見令水陸給公乘，隨中使劉楚江赴上都。上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下（“上元”應是“乾元”的誤寫）。’“從韶州請得傳法袈裟，到宮內去供養，這是付法傳衣，慧能為六祖的最好證明。在兵荒馬亂中，郭子儀與韋利見，為禪宗奏請可斷論為與當時主持壇度、受到政府崇敬的神會有關。神會是‘狂’者，是富有英雄氣概的禪僧。支持他的，如兵都侍郎宋鼎、太尉房（作‘六葉圖充’）、郭子儀、韋利見，都是與軍隊有關的人，也許是氣分相投的關係！
“神會為曹溪頓教而獻身，不避任何艱險，坦然直進，終於達成了：韶州慧能為禪宗六祖，永為後代的定論。神會也該為了圓滿所願而熙怡微笑了！”
在這兒，就是不言《宋僧傳》所雲“肅宗皇帝詔入內供養（神會）”是不是後人的“偽造”，就是姑且相信《別傳》所言“敕曹溪山六祖傳袈裟，及僧行滔並俗弟子，韋利見令水陸給公乘，隨中使劉楚江赴上都”為事，但“複東京之明年為乾元元年”為肅宗在位，而“代宗皇帝諡曰圓覺，名其塔曰空觀”——這一重大曆史事實，無論胡適還是印順，都是無法圓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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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汾陽王置寺表》銘刻會昌法難
無法圓融，蓋因“司徒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複東京之明年（７５８年），抗表乞大師諡。代宗皇帝諡曰圓覺，名其塔曰空觀”，不是當事人所言。
無論胡適還是印順，其所據“陳寬《再建圓覺塔誌》”，寫於唐宣宗大中七年，即公元８５３年。是時，距陳寬所言“複東京之明年（７５８年）”，已經９５年。如此，其語焉難詳，甚至出現錯訛，就在所難免了。
《再建圓覺塔誌》出自《唐文拾遺》，雲：“案梁武帝銘大師碑，大師大同二年示終於洛州，遺塔於□阪，即茲塔也。司徒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複東京之明年，抗表乞大師諡，代宗皇帝諡曰圓覺，名其塔曰空觀。大師名達摩，西域人也。梁天監中……過梁而徂，及魏而止……熊耳山下，一塔巋然。骸葬形遊，文詳於梁武；靈泉瑞木，表□於汾陽。
“月闕其圓，天之道也。武宗皇帝謂真諦不可以相取，密跡不可以像設，徒使動蕩清靜，泉藪昏晦。會昌癸亥歲，遂詔廢釋氏。於是率土塔廟，鞠為丘阜，大師銘誌，亦隨湮滅。碧空鐘梵，與霜露而俱銷；金地鬆筠，掩荊棘而無類。
“今上即位，即日牽複。大中庚午歲八月十三日，詔河南尹河東公再建斯塔……無幾而塔成。雲構矗立，忽若疊□……多寶踴出，未獨多也……大唐大中七年歲在癸酉正月五日，潁川陳寬誌。（石刻。《八瓊室金石補正》七十五）。”
《八瓊室金石補正》是繼《金石萃編》之後的又一部石刻文字彙編，所收石刻和其他器物銘文，有３５００多種，輯錄者為清代金石學陸增祥（１８１６～１８８２）；清末藏書家陸心源（１８３４～１８９４）編撰《唐文拾遺》，將其輯錄在內。
在清代，董誥於嘉慶十三至十九年（１８０８～１８１４）領銜編纂《全唐文·七百九十三》中，陳寬有傳，但很簡單，隻說他“大中時官陽翟（今河南禹州市）令”。儘管簡單，但其所記“靈泉瑞木，表□於汾陽”，卻暗合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９日所發現的《汾陽王置寺表》所言：“其（達摩）所著履，化為神泉，所持杖，變生一樹”與“大師銘誌，亦隨湮滅”。如此，兩者互證：郭子儀《汾陽王置寺表》碑，曾在會昌滅法中被毀；而《再建圓覺塔誌》，當為唐人陳寬撰寫於唐宣宗大中年間；陸增祥所收“塔誌”，出自空相寺，為陳寬撰寫，當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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