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的白石進獻武則天。五月，武氏受“寶圖”，事南郊，告謝昊天，禦明堂，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於拜洛前十日雲集神都。七月，更命“寶圖”為“大授神圖”，封洛水為顯聖，加特進，並立廟。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則天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並依周製建子月為正月，以“曌”字為名。七月，頒《大雲經》於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國號為周，改元天授，在洛陽立武氏七廟。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關內雍、同等九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洛陽在政治上對武則天的重要性，還可以從徐敬業起兵時魏思溫的言論中窺見一斑。光宅元年（684年）九月，徐敬業等以匡複廬陵王為借口，起兵反對武則天。當時，魏思溫建議徐敬業：“明公以匡複為辭，宜率大眾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誌在勤王，四麵響應矣。”遺憾的是，徐敬業沒有采納魏氏的建議，結果兵敗身死。陳嶽論及此事，歎息道：“敬業未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複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由此可見，洛陽對於武則天之重要，它實際上是武則天的政治大本營。
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陽適宜作國都。唐朝建立後，曆經太宗、高宗兩朝，疆土得到不斷擴大。高宗總章元年（668年），唐朝的疆土達到極限：“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儘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裡，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裡。” 此後直到武則天時期，疆土雖時有變化，但都大於唐朝建國初期。長安在版圖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攝天下的作用。而洛陽西接關中盆地，東連華北平原，自古就被稱為“天下之中”。若就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來說，從洛陽出發，北通幽、燕，西接秦、隴，東達海、岱，南至江淮，距離大體相等。因此，以洛陽為都可以居中而攝天下。另一方麵，洛陽的地理形勢也適宜作國都。洛陽北枕黃河，隔河遙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麵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險峻的伊闕，再南遙峙熊耳、少室諸山；西控崤、函之險；東扼虎牢、黑石等關；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糧食足以自給。故洛陽是一個“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勢要地。這種險要的地理位置使洛陽具有製內禦外的優越軍事條件，也成為洛陽適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再次，就經濟原因而言，洛陽所在的關東地區的經濟條件要優於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關東地區的主體部分是黃河下遊的華北平原，其西端的三河（河南、河內、河東）地區為伊、洛、河、濟四水交彙處，自古以來農業就很發達。安史之亂以前，這裡已經成為全國最發達的農業地區。關東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間接加強了洛陽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就體現了洛陽地位的重要和經濟的繁榮。孝明帝時期（516—528年）洛陽已經成為整個北部中國的心臟。隋煬帝時期長安隻存京師之名，洛陽已成為實際上的都城。反之，關中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重要性日益不如關東地區。關中地區的農業經濟，本來相當發達，故從西周到唐代，長安屢為建都之地。然而自東漢以來，關中地區的農業經濟在全國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關中適宜農耕的土地麵積有限，隨著人口的增殖，統治機構的膨脹，糧食供應成為長安的一大難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隻有兩個途徑：一是振興關中地區的生產；二是從關東及江南漕運更多的糧食到關中。振興關中地區的生產麵臨著不少問題：一是唐朝時期關中的自然條件已非秦漢時期可比。關中在遭受幾次慘重破壞，特別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和隋末戰亂的破壞以後，水土嚴重流失，黃土沙化，徑、渭、北洛等河流的含沙量大大增加，灌溉作用日益降低。如唐前期鄭國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漢時代的 1\/4。二是不斷增長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負荷的能力，即所謂“地狹人稠，耕植不博”。高宗武則天時期正處於唐朝人口劇增的時期。據統計，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戶數約304萬，口數1235萬左右；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戶數約615萬，口數約3714萬。66年間，唐朝戶、口數分別超過貞觀時期的一倍和三倍。關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雖然當時關中地區號稱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給京師”。三是關中地區多王侯權貴，他們在灌溉渠道旁競造碾磑，耗費水量，影響了水利灌溉的效能。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賈競造碾磑，鄭白渠的灌溉麵積已經從四萬餘頃下降到一萬餘頃。高宗後期就常帶領百官趨食洛陽。更狼狽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因倉猝出幸洛陽，扈從之士有餓死於道中者。第一個途徑行不通，隻好轉而依靠第二個途徑來解決關中糧食危機。但亦非易事。從關東漕運糧食至長安，不僅路途遙遠，而且三門峽一段黃河河道狹窄，水勢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極為困難。漕運付出的代價很大，運輸量卻十分有限。為了儘可能地克服三門天險，隋唐政府都曾進行過改進計劃，但效果並不理想。天皇四年（584年）隋文帝采取“自小平（今河南孟津縣西北）陸運至陝”，然後“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再達於京師的辦法漕運糧食。這樣雖然繞過了三門天險，但陸運花費很大，而且小平至陝州的陸路必需經過險峻的崤、函山穀，風險也很大。開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文帝被迫恢複水運，“詔鑿底柱”，但仍未能增加漕運量。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褚朗鑿三門峽為梁，其後楊務廉又鑿三門峽為棧道，結果都是徒勞無功。直到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734年）裴耀卿采取分段轉輸法漕運糧食，這種狀況才有所好轉。裴耀卿在黃河、運河和渭水交彙處及三門峽東西置倉，漕糧先輸入東倉，再開山路八十裡，陸運到西倉，最後漕運到關中。這樣，即縮短了舟行日期，又提高了運輸效率。史載，連續三年，“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三年即省錢三十萬緡，漕運費用之高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