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見。“用鬥錢運鬥米”之言不虛也”。 另外,唐高宗死後各地的情況更突出了洛陽的優勢。當時,“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裡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僅剩關中之地,也“頃遭荒饉,人被薦饑”。惟有洛陽,“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同時,“太原蓄巨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定都洛陽,既不存在糧食供應困難,又能節省漕運所需的財政開支,不可不謂明智之舉。綜上所述,武則天遷都洛陽,是根據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及洛陽的地理形勢做出的明智選擇,決非僅僅為了避免王氏和蕭氏陰魂的糾纏,更非單純出於荒淫享樂的私欲。武則天遷都洛陽有積極意義,它既適應了政治上改朝換代的需要,又順應了經濟重心東移的曆史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