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憐愛之；王皇後無子，光宗於兄弟居長。久未冊立，而貴妃早貴，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輒觖望，即上亦兩難之。一時名流以倫敘有定，請早建太子，語頗侵鄭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繼不絕，而言者彌眾，皆以斥逐為名高。政府如沈一貫與申時行、王錫爵，皆主調護，而言者遂並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冊光宗為太子，而福王之國河南，所以賚予甚厚，諸子不得與比焉。國本既定，兩黨激而愈甚：泰昌、天啟紅丸之役，移宮之役，中朝相爭，如蜩螗沸羹，與梃擊號為三案。及魏忠賢為政，浙黨儘歸魏氏，作書言三案事，訴斥東林，號曰《三朝要典》。於是東林駢死牢戶，餘斥逐殆儘。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黨皆錮之終身。”
上文中的鄭貴妃就是朱由崧的祖母，其中的“福王”即朱由崧的父親——老福王朱常洵。以他們的權力之爭為起點，萬曆、泰昌、天啟三朝發生的“妖書”、“梃擊”、“移宮”三案及後來對三案的評定，將東林黨人深深地卷了進來，並有著無數鮮血作代價。可以看出，最初，在東林黨人維護“倫序有定”的激烈鬥爭下，神宗和鄭貴妃想立朱常洵為太子的圖謀最終未能得逞。東林黨人占了上鋒。但在太監魏忠賢當權後，重評“妖書”、“梃擊”、“移宮”三案，編造種種不實之詞，攻擊東林黨人，東林黨人由此付出血的代價。當崇禎即位，撥亂反正，對三案自然又是另一種說法了，指向了對東林黨人有利的方麵。如此翻來覆去，圍繞著三案反正、反反正，以氣節相標榜的東林黨人與其對立麵展開激烈的黨爭，牽涉到無數人的仕途與命運。所以，作為與三案淵源很深的福王朱由崧，自然受到東林黨人及其延續“小東林”(複社)成員的高度警惕。他們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及其黨人將再次受到沉重打擊，因此，從集團利益考慮，他們要想辦法阻止！
當然，錢謙益等人不便說出自己私下的顧慮，想當初，東林黨人就是以堅定不移地捍衛“倫序”而著稱的，現在他們卻是要想辦法推翻“倫序”觀。所以，錢謙益等人儘力找出能放在陽光下的其他理由來反對福王，以“立賢”為名，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欲“立”必須先“破”，錢謙益等人四出活動，稱福王朱由崧是如何的品行不端，根本不具備做皇帝的美德，而潞王朱常淓則不同，其賢德之名遠近皆知。其實，從後來的史實可以看出，“指甲長可六七寸，以竹管護之”的潞王朱常淓，遠不像錢謙益等人所說的那樣賢明，錢謙益等人不過以此為幌子而已。東林、複社掌握著強大的輿論陣地，於是，“江南北諸紳，則群起擁潞王”(陳貞慧：《過江七事·計迎立》)，並列出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乾預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
不容置疑，錢謙益等人擁立潞王還有另一層用意：因為潞王本不當立，如果錢謙益他們努力使潞王當選，為新君立下奇功，日後必然會受到重用。這自然是個人的小算盤了，不會放在紙麵上的。主持大局的兵部尚書史可法，他在感情上傾向於東林黨人，對福王也有所顧忌；但在思想上，他又認為應該按倫序迎立福王。他對福王朱由崧做過考察後，認為朱由崧本人不是一個能掀多大風浪的人物，而舍親立疏則可能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動，不利於新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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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史可法試圖說服東林黨人改變觀點，他說：“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其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意思就是，我們何妨迎立福王，他聽從我們的觀點，又有何患呢？不料，此言論一出，擁立潞王者大嘩。又征詢士紳們的意見，也多憎惡福王。這些士紳們自然不乏隨輿論而轉的投機分子。史可法卻因此對擁立福王之事“引避不言矣”。
事實上，儘管當時的輿論界掀起了強大的“擁潞”風潮，但許多有識之士仍主張由福王朱由崧繼統。淮撫路振飛即認為：“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惟有福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一)李清在《三垣筆記》中也記載：“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元勳密語予：‘予語裡人解少司馬學龍曰：福從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係人心，豈可舍孫立侄？況應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挾楚，鄭芝龍挾益，各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於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並說：“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由此可見，倫理次序在當時人們的內心深處占據何等重要的位置，而與黨爭無關的中間人士及廣大百姓，更是以此為人生信念。
擁立潞王勢必會引起巨大的混亂，這是史可法能夠看得清的。但他又深受東林黨人的壓力，在此南明根本問題上，不具備果敢的魄力，反而試圖尋求另外一種折中而完美的方式。豈不知，在時局瞬息萬變的轉折關頭，刻意尋求麵麵俱到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自殘。
賣出英士馬被法可史的難兩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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