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而益於仁者，莫如‘恕’（寬恕）。”三孔子家語·顏回》）；“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論語》）；“有三曰（宇）可以終身為之者為‘恕’。”（《論語》）。
何謂義?“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孟子·公孫壬上》）；“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子思論》）；“臨義而思利，則義不行；見利思義，見危授（付出）命；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
何謂智?“一言而有益於智者，莫如‘預’（預知）。”（孔子家語·顏回》）。
從司馬遷對關於禮是人和治國之本的全麵論述可以看出，禮對國家強盛、社會安定、人民富有和人際關係協調的作用，是任何法律和武力所不可比擬和取代的。所以聖明、有遠見的統治者和政治家，無不時時刻刻注意禮的培養、宣傳和教育。
禮義培養難、破壞易，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孔子的禮義思想雖在中國經過數十年的宣傳、教育和樹立，在中國人心目中紮著很深的根，但一旦予以歪曲、批判、掃蕩，則迅即崩潰瓦解，因為禮義對每個人都具有一種約束的性質。禮義一旦崩潰瓦解，社會也隨之混亂，國富民強也隨之受到影響。禮義一旦崩潰瓦解，欲在全民中再次培養樹立起來，則需付出艱巨的代價，絕不足一朝一夕之功可成。
統治者要達到以禮治國、全民遵循澧義的目的，首先必需為官者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遵行禮義，昕謂正人先正己，樹人先樹己，同時並積極努力為社會和全民提供一個和諧、有秩序、人民安居樂業和生活溫飽的社會政治環境，並配合持之以恒的宣傳教育。在這裏，人民安居樂業和生活溫飽是最重要的，它是人民遵循禮義的物質基礎。
一次，孟子曾經去見魏惠王，惠王說：“老先生不遠千裡而來，一定是對我的國家有很大利益吧!”
孟子說：“國君為什麼一開口就講利呢?應該要講仁義。如果國君說怎樣才能利於我的國家?大夫說怎樣才能利於我的家族?乎民說怎樣才能利於我自身?上上下下皆為了逐利而爭鬥，國家必將發生危難。從來沒有滿懷仁愛的人會遺棄他的父母，也從來沒有講求道義的人會怠慢他的國君。”
後來，孟子問子思：“管理、教育民眾應先從何處著手?”
子思回答說：“先給予民眾利益。”
孟子又說：“君子用以教育民眾的，隻引導他們行仁義就足夠了，您為什麼要涉及利益?”
子思回答：“教育民眾行仁義，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帶給他們利益，國君、百官如果不以仁愛之心愛民，民眾就無法和樂生活；在上者不講道義，在下的普通民眾就會以欺詐為樂事，這樣一來才真要帶來極大的危害。所以《易經》上說：‘所謂利，與道義是一致的。’又說：‘利益用來安身立命，用來崇尚道德。’這些都算得上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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