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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皇帝五十七年冬的河南，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嚴寒。凜冽的北風卷著鵝毛大雪，像刀子一樣刮在行人臉上，開封府郊外的官道上，早已沒了往日的熱鬨，隻剩下零星幾個災民，蜷縮在路邊的破廟裡，瑟瑟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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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王老漢裹著一件露出棉絮的破爛棉襖，懷裡緊緊抱著餓得隻剩一口氣的孫子，枯瘦的手指死死摳著路邊的樹皮：樹皮早已被凍得堅硬如鐵，他卻仍不肯放手，因為這是他能找到的唯一“食物”。
就在王老漢為孫子的性命擔憂時，不遠處的開封知府衙署裡，卻是另一番景象。衙署內張燈結彩，絲竹之聲與歡聲笑語透過厚重的朱漆大門，飄到寒冷的街道上。河南知府馮延標正擺著盛大的宴席，宴請前來“考察“議罪銀製度推行情況的京官。宴席上，紅燒肉、清蒸魚、烤全羊堆得像小山一樣，酒壺裡倒出的都是封存了十年的陳年佳釀，官員們推杯換盞，談笑風生，絲毫沒有在意衙署外百姓的死活。
這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場景，在當時的清朝並非個例。自議罪銀製度推行以來，官員們為了繳納高額的議罪銀、預存銀，以及向和珅“孝敬“將盤剝的黑手伸向了最底層的百姓。他們巧立名目，用儘各種手段搜刮民脂民膏，讓本就生活艱難的百姓，徹底陷入了生存絕境。
“火耗”加征，是官員們最常用的盤剝手段。所謂：“火耗”，原本是官府將百姓繳納的碎銀，熔鑄成標準銀錠時，產生的自然損耗，按清朝初年的規定“火耗”需由官府自行承擔，或僅按5%以下的極低比例向百姓征收。但在議罪銀製度推行後“火耗”成了官員們的搖錢樹比例一漲再漲，有些地區甚至漲到了離譜的程度。
山西巡撫勒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勒保因下屬貪腐被查出失察之過按《議罪精要》的“指導價”，需繳納十萬兩議罪銀。為了湊齊這筆銀子，勒保竟下令將山西省的：“火耗”比例從原來的5%提高到20%：這意味著百姓每繳納一兩賦稅，就需要額外繳納二兩：“火耗”，相當於稅負直接翻了三倍。
平遙縣的農民李老二，家裡隻有三畝薄田，每年收成勉強夠一家人糊口。這一年，他按規定應繳納五兩賦稅，卻被衙役告知需額外繳納十兩：“火耗”，共計十五兩。李老二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銀子，苦苦哀求衙役寬限幾日，卻遭到一頓打罵。幾天後，衙役直接破門而入，將李家僅有的一頭耕牛牽走抵債。耕牛是農家的命根子，沒了耕牛，來年的莊稼就沒法種。李老二的妻子抱著年幼的孩子，坐在地上號啕大哭：“這日子沒法過了！官爺要銀子，是要逼死我們啊！”
李老二看著空蕩蕩的牛棚，絕望之下，竟一頭撞向了自家的土牆，雖保住了性命，卻成了半身不遂，一家人的生活徹底陷入了黑暗。
除了：“火耗”：“訟費”勒索則讓百姓陷入了“有理無處說”的絕境。按清朝律法，百姓打官司無需繳納“訟費”，所有辦案開支由官府承擔。但在議罪銀製度的影響下，官員們為了湊錢，竟在訴訟環節巧立名目：“訴狀費”“傳訊費”“判案費”“結案費”層出不窮，甚至連“在公堂下跪聽審”都要繳納“下跪費”，百姓想要討回公道，比登天還難。
河南祥符縣的農民張老三，就遭遇了這樣的不公。他家裡有一畝水田，與鄰居趙財主的田地相鄰。這一年，趙財主為了擴大自家田地，竟偷偷將田埂往張老三的田裡挪了三尺，占了張老三的半畝地。張老三多次與趙財主理論，趙財主卻仗著自己與知縣有關係，拒不歸還。無奈之下，張老三隻能去縣衙打官司，希望知縣能為自己做主。
可張老三剛遞上訴狀，就被衙役攔下，索要“訴狀費”五百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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