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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皇帝初期的吏治整飭，還注重從思想層麵引導官員廉潔從政。乾隆皇帝多次在朝堂上強調“官德”的重要性，認為“官員之德，猶如樹之根本，根本不固，枝葉必枯”。他命人整理曆代清官廉吏的事跡，如包拯、海瑞等，編撰成《曆代循吏傳》，頒發給各級官員閱讀，要求官員“以循吏為榜樣，以貪吏為鑒戒”。同時，乾隆皇帝還親自撰寫《禦製官箴》，其中“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等句子，成為乾隆皇帝朝官員的行為準則。為了讓思想教育落到實處，乾隆皇帝還規定，官員上任前需到國子監聆聽“官德”講座，任職期間需每半年向朝廷提交一份“述職述廉”報告，彙報自己的工作情況及廉潔自律情況。
經過乾隆皇帝初期（乾隆皇帝元年至乾隆皇帝十五年，1736-1750年）的整頓，清代官場風氣得到顯著改善。據《清實錄?高宗實錄》記載，乾隆皇帝十五年，全國官員因貪腐斂財被彈劾的案件較乾隆皇帝元年下降了60%，地方“耗羨”征收比例平均控製在8%以內，百姓賦稅負擔明顯減輕。
同時，一批廉潔奉公的官員得到提拔重用，如孫嘉淦、陳宏謀、史貽直等，他們在地方任職期間，興修水利、減免賦稅、安撫百姓，成為乾隆皇帝朝前期的“清流”代表。乾隆皇帝在乾隆皇帝十五年的一道諭旨中曾評價道：“朕臨禦十五載，夙興夜寐，唯以吏治為念。今觀天下官員，多能恪儘職守，廉潔自守，此乃社稷之福，百姓之幸也。”
不過，乾隆皇帝初期的反腐倡廉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麵，乾隆皇帝對部分前朝重臣（如鄂爾泰、張廷玉）的約束較為寬鬆，導致這兩大政治集團在朝堂上形成“黨爭”，為後期吏治腐敗埋下隱患；另一方麵：“養廉銀”製度雖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官員貪腐斂財，但隨著物價上漲，部分官員的“養廉銀”逐漸不足以維持生計，仍有少量官員鋌而走險，私收賄賂。但總體而言，乾隆皇帝初期的吏治整飭為整個乾隆皇帝朝的反腐倡廉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乾隆皇帝盛世”的出現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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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中期反腐深化：打擊貪腐斂財集團與製度完善乾隆皇帝十六年（1751年）至乾隆皇帝四十年（1775年），是乾隆皇帝朝的中期階段。這一時期，清朝國力達到鼎盛，疆域遼闊，經濟繁榮，但“盛極而衰”的苗頭也逐漸顯現。隨著乾隆皇帝對邊疆戰事的投入不斷增加（如平定準噶爾、大小和卓叛亂），朝廷財政支出大幅上升，部分官員趁機利用軍需、河工、賑災等項目貪墨銀兩，形成了以地方督撫為核心的貪腐斂財集團。與此同時，朝堂上以和珅為代表的“權臣”勢力開始崛起，與“清流”官員的矛盾逐漸激化。麵對新形勢，乾隆皇帝調整反腐策略，從零散打擊“轉向”集團清算“同時進一步完善製度，強化對官員的全方位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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