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生庶賤”，自幼為孫權徐夫人所養，而徐氏失寵，權寵愛步夫人，登與步氏不睦，這使其地位受到威脅。為鞏固孫登之地位，陸遜尋機使孫登返歸京師建業，權欲令登回武昌，登“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慮，權遂留焉”。在陸遜等人的教育下，孫登完全儒化了。赤烏四年（234），孫登病死，死前登上疏孫權要求重用儒學士大夫，並指出“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奸亂萌生， 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眾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又稱頌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之節”（《三國誌》卷59《孫登傳》）。
登死後，其三弟和繼為太子。和在太傅闞澤、薛綜及諸位賓客的輔助下儒學修養甚好，其品行與登相當。由於其二兄孫慮早逝，由他繼承太子位，完全符合儒家嫡長子繼承的原則。因此，原先擁戴孫登的儒學名士陸遜等人一致支持孫和。和之政見多與儒學士大夫同，《三國誌·孫和傳》：“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 校習射禦，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群僚侍宴，言及博弈，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對孫和的這一士大夫化傾向，孫權甚為失望，他怕孫和繼位後，陸遜等士大夫掌權，致使孫吳皇權旁落。於是孫權扶持其四子魯王霸，形成了“二宮構爭”的局麵。《孫和傳》：“權由是發怒， （王）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嫡庶之義，理不可奪， 全寄、楊竺為魯王霸支黨，僭嗍日興。”注引殷基《通語》亦載太子和與魯王霸“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禦賓客造為兩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陸遜為太子和黨的領袖，他與孫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陸遜傳》載：“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曰：‘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忿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陸遜由於堅決支持太子和，與孫權對立，實際上是讓孫權逼死的。時年在赤烏八年。
孫權為何要通過“二宮構爭”迫害太子和與上大將軍、丞相陸遜呢？其根本原因是雙方的階級差別及其思想觀念的分歧。孫權當時年已過60，比陸遜年長。嘉禾、赤烏後，孫權身體漸衰，“嘗寢疾”，一再出現病危的症狀。他十分擔憂其過世後，陸遜位高權重，對皇權造成威脅。為了其身後孫氏皇權的延續，他一再壓製、打擊陸遜等朝臣，最終不惜將其逼死。正如馬植傑先生所分析的那樣：“孫權之所以逼死陸遜，決不隻是因陸遜維護太子的問題，主要症結在於權認為遜對其統治已構成威脅。”“孫權為身後之計，怕嗣主駕馭不了遜，所以遜等越是擁戴太子和，孫權越疑慮不安。權在逼死遜之前，先翦除其親黨。以後孫權雖然立了幼子亮為太子，但挑選的首輔，卻是資望較淺、社會關係比較單薄的僑居大族諸葛恪，就可以說明孫權是不願從陸、顧等枝葉繁茂的江東大族中選擇輔政者的。”〔3〕（p.153）確實，孫權一生對立國功臣周瑜、魯肅、呂蒙等評價甚高，嘉勉甚勤， 惟有陸遜竟以冤死而終，實在令人深思。在陸遜之前，孫吳儒學朝臣其他代表人物如張昭、諸葛瑾、顧雍等相繼辭世，陸遜成為最後一位元勳級輔政大臣， 且其文武並舉，成為孫吳皇權潛在的威脅。這是孫權的憂患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說，陸遜之死是其與孫權思想分歧、政治衝突的必然產物，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無可避免的政治宿命。孫權逼死陸遜，雖然獲得了內心的安寧，自以為獲得政治的穩定，但實際上他破壞了孫氏與江東儒學朝臣的關係，動搖了孫吳政治的基礎，激化了孫吳統治集團上層的鬥爭，加快了其統治的衰亡。因此，陸遜之死，不僅是孫權本人統治盛衰轉變的一個重要的標誌性事件，而且也是整個孫吳政治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標誌性事件，具有深刻的認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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