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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能說，上海人也能說。但在溫州人看來，都是嘴皮上的功夫。溫州人騎自行車撞在一起，合就互相看一眼走人，不合就動手打架，打完了不管輸贏也馬上走人。而上海人會鎖好自行車，然後相互講大道理，旁邊圍了大幫子人在瞎起轟。碰到這種情況溫州人會呶呶嘴不屑地說：“上海人又上禮拜堂。”（溫州人稱上教堂聽牧師傳道叫“講道理”。）有時還會故意跟著起哄：“打一架見輸贏，有什麼道理可說的！”
溫州人以前對上海真是又愛又恨，愛是因為離不開，恨是因為被看不起，低人一等，隻能以阿Q心態對待這位它。
上海人對溫州人雖然有點看不起，卻也很難離開。上海人文化高，素質強，開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油對身體有益，但在那個物資極度匱乏，一切都要票證的困難年代，哪來的植物油?溫州就有，隻要多付點錢，自由市場上多的有賣。上海人喜歡吃蝦皮、魚鯗之類的海鮮貨，溫州盛產海鮮，小菜場裡到處可以買到，價格還隨行就市，貨色多時價格便宜，貨色少時價格就貴，但無論何時都可買到。還有上海人講究穿著，溫州人還在販賣“平陽布”時，上海人已經是“的確良”、全毛華達呢，筆挺筆挺的。購買化纖布的“專用券”、純棉布的布票，可以通過調劑，賺點外快來買華達呢……
上海人想到這些就念及溫州人，在上海附近的城市中，隻有溫州的自由市場最活躍，溫州人可以提供諸如菜籽油、海鮮貨等阿拉喜歡的東西。也隻有溫州人在搞倒賣票證的行當，可以讓上海人弄點外快，上海人也離不開溫州人。溫州人與上海人互通有無，“焦不離孟，孟不離焦”，雖然當時的地位並不平等。
到改革開放後，上海人對溫州人的態度起了微妙的變化，先是指定溫州人住國光、安東這些小旅館的決定取消了，排隊購船票在身上編號、托運行李特別規定之類的“特殊待遇”也沒有了。上海人托溫州人帶的也不再是菜籽油、蝦乾之類的東西，而是“東方表”、四喇叭收錄機之類的舶來品，於是可以聽到這些話了：“格溫州赤佬還有本事，幫阿拉買的四喇叭還真(便宜)!”“迭格東方表是溫州人送的，蠻靈格。”這些是指走私貨，上海人的優越感受到了衝擊。上海牌手表本來是不錯的，一百二十元一隻，走私的東方表六十元一隻，還是全自動。本來要排隊購買的紅燈牌收音機，現在讓四喇叭的走私收錄機比下去了，放在櫃台上無人間津。而溫州人手中就有這些價廉物美的東西，溫州人的地位開始提高。
雖然走私活動隻在溫州猖獗盛行了短短的數年時間，但在提高溫州家庭工業水平方麵起到了重大作用，溫州人立即模仿這些舶來品。（這裡不是在提倡走私，在閉關自己的年代，走私物品的衝擊讓我們的產品提高一個檔次是不爭的事實。不僅如此，隨著走私進來的大批收錄機，大量的鄧麗君們的錄音帶隨之進來，既提高我們的收錄機生產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歌壇通俗化的肇始。）
溫州的發展確實迅猛。不久之後，原先在上海向“阿鄉頭”討“專用券”的地方，現在為溫州人所承包了。再接著，溫州生產的皮鞋、服裝、打火機、小商品之類也成了上海市場上的搶手貨。溫州人去上海終於鬆了一口氣，可以抬頭正眼看上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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