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出版社1989年版）著文《秦趙長平之戰趙國兵力質疑》，亦認為秦“斬首虜四十五萬”是可疑的；指出秦軍是為攻韓薄弱地區上黨而來，並非來打一場殲敵數十萬人的會戰，趙亦不會為此一役發空國之兵；趙軍被分割為二，不能迂回騰挪，說明地形險要而狹小，實地考察省冤穀(穀口)雖比《寰宇記》所稱“六十步”略大一些，但在此坑殺40萬眾絕難實施，“白起或未有殺降，……或殺降數目距四十萬人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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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教授在《趙國曆史文化論叢》著文《秦趙長平之戰與邯鄲保衛戰的曆史教益》，有關是役部分除了把戰場具體到今高平丹河西岸外，著重就以下問題作了論證：當初趙接納韓上黨在戰略上得策抑或失策?上黨高地客觀上是邯鄲四部戰略屏障，與其聽任秦占領後居高臨下攻擊邯鄲，不如趙率先占有這個戰略要地據以防衛邯鄲，是以接納上黨本非失策，長平慘敗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此；趙王惑於華而不實，妄聽反間，以唯有剛愎自用而無實戰經驗的趙括，取代久經經沙場、持重富謀的名將廉頗為統帥，招致誤軍誤國，教訓是慘痛的；趙括逞強貪功，一俟拜將，“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削弱了士氣和戰力，破壞了指揮係統，更盲目傾巢出擊，陷於被包抄、分割，更糧斷、援絕，戰力喪失，士氣瓦解，直至全軍崩潰；白起殺降屬於嚴重的曆史性罪過，說明這位優秀軍事家，在政治上卻是毫無戰略眼光的蠢人，其作為延緩了而不是加速了統一。
李民先生等在《趙國曆史文化論叢》著文《縱橫戰爭與長平、邯鄲兩役的成敗》，從當時整個縱橫戰爭的視角觀察分析長平之戰，認為於時秦國與東方六國的矛盾最為尖銳，時其連橫戰爭不利；但由於秦行“遠交近攻”，取得了連橫戰爭的主動權。趙國尚有實力，隻要六國一致抗秦，總體力量乃大於秦，固可贏得合縱戰爭；但由於趙戰前在東方擴張，戰時亦不能堅定抗秦，以至與秦媾和，導致東方各國作壁上觀，“其他東方國家若能派兵相救，或襲擊秦軍後方，斷其糧道，或供應趙國軍糧，長平之戰的結局決不會如此!雖然長平之戰成敗的具體因素很多，但那均是縱橫戰爭風雲的星星點點”，長平、邯鄲兩役截然不同的結局可證，應該科學地估價合縱抗秦的曆意義。
褚良才先生在《先秦軍事研究》著文《白起的軍事藝術》，認為白起“是戰國諸多名將中唯一一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常勝將軍”，由於長平大規模殺降而為一些史家所不齒。文章認為，長平之戰中，白起從廉頗堅壁固守被撤職，推知趙括必大舉進攻，可謂“料敵詳審，心戰為上”，從而采取針對性的因應對策；避免與趙40萬大軍無把握地作整體混戰，而以奇兵對敵分割、絕糧、斷援製勝；決戰前陰為上將軍而以運籌穩操勝券，戰前先下南陽、野王而致會戰中韓、魏難以為援，防守時靜如山嶽而進攻時動如江河，是為“一穩二準三狠”。作者主張對白起進行曆史的客觀評價，加強其軍事實踐藝術的研究與鏡鑒。
郭一峰、張廣善先生在《文物季刊》1992年第4期發表《高平縣出土“寧壽令戟”考》，就1986年高平縣鋪上村出土，的戰國青銅兵器“寧壽令戟”，首先對其形製和銘文作了詳儘披露(附寧壽令戟、寧壽令戟銘文照片)後，依次探討其國別年代及鑄造地點、中山國冶鑄業情況分析、兵器刻辭辭例新發現、與長平之戰相關的問題等。作者著重指出，“寧壽令戟”出土地點正當秦趙長平之戰古戰場的中心部位，其形製屬戰國兵器；其銘文“十六年寧壽令餘懸，上庫芾(工幣合文，工師)卓進、工固執齊”，進而論證了此戰國舊物屬趙兵器，係鑄造於趙惠文王十六年(前283)之靈壽(今河北平山三汲鎮)，由趙靈壽令餘監造、工師卓送主管、工固執齊製造；最後強調“寧壽令戟”的出土，“是關於長平之戰的一件重要實物例證的發現”，對長平之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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