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如”，指本體。佛學以為語言符號永遠無以表述絕對真理，隻能“照其樣子”(如)儘可能接近絕對真理之境，所謂“言語道斷”，亦有這個意思。因此如果將“真”預設為事物本體，那麼，佛教所謂“真如”，實際是“如真”之謂。真如、法性、佛性、自性清淨心，如來藏、實相、圓成實性與真，皆同義而別名。王昌齡說“意境”“得其真”，這是以滲融著佛學“真如”、“圓成實性”的理念來說詩之“意境”的真理性兼真切性與真誠性。離棄“身”根與“身”縛即“真實”。這種“真”，首先指第八阿賴耶即種子識的真理性與本始性。而第七末那雖非種子識，卻是轉識成智的關鍵，它與第八識互為依轉。因而，它雖非“真”卻離“真”未遠且是趨轉於“真”的。詩之“真”境，自然不等於佛禪之“真”，否則，便把佛禪“意境”說等同於詩之“意境”說了。而王昌齡“意境”說中滲融著佛禪“意境”說及其“真”觀的文化底色，這一點自無疑問。王昌齡在談“物境”時稱“處身於境”，在說“情境”時稱“皆張於意而處於身”，都提到了“身”，在筆者看來，這是以“身”這一概念來統稱、暗指佛教所謂前六識、前六根。而在《論文意》中談“意境”美問題時，卻提出欲構詩之“意境”“必須忘身”這一重要思想，稱之為“夫作文章，但多立意”、“必須忘身，不可拘束”(《論文意》)。這裡有兩點必須辨明：一是詩境之“忘身”，不同於佛境之“忘身”，然而前者顯然融彙了後者的文化意蘊。後者指“六根清淨”(六情清淨)且趨轉於“末那”、“種子”之“真”境。前者接受了後者的觀念影響，已有關於佛教八識及“三識性”說的悟解存矣。此指詩之“意境”必舍棄“物”、“情”之累，便是“忘身”。然而並非如佛禪教義那般，要求遁入“空”(真)境，在詩的意象意義上，便是緣“象”而悟入。二是這詩境之“忘身”，自應包含王昌齡諸如對莊子“坐忘”、“心齋”說的領悟與理解，但是，莊周的“坐忘”之類入於“無”境，而王氏的“忘身”，源自佛禪之“空”觀卻出入於“無”、“空”之際，或言“無”、“空”雙兼。王昌齡《論文意》說，凡詩之“意境”，“若有物色，無意興，雖巧亦無處用之”。又說，“並是物色，無安身處”。此所言“物色”，是“物境”、“情境”之“物”累、“色”累的另一說法。“有物色”，便詩“無意興”，遑論“意境”？因此，這“無意興”之“意”，又顯然包含了對佛教“意境”說的觀照了悟。真的，詩人若無此悟對，文辭“雖巧”，又有何“用”？如妄執於“物色”，便“無安身處”，便找不到精神回歸之路了。因此，詩的“意境”裁成，精神上必先“忘身”(有如佛教“六根清淨”)，才得悟入“真”境。“忘身”，是“真”的空寂而美麗的“安身處”。
中國詩學史上由唐人王昌齡所首倡的“意境”本義，無疑受到了佛教“意境”說之深刻的濡染與影響。藝術審美意義上的“意境”，指由一定文本符號係統所傳達、召喚的藝術創造與接受的心靈境界。其審美品格在於：其一，一定的文字語言符號係統(如文學的字形、字音語言係統與音樂的音符、音響、節奏與旋律等)，是構成審美之象的必要條件。象在文本層麵，必不離於“物”(形)，否則，審美主體何以“見”之為“象”？有如王維禪詩《辛夷塢》的芙蓉、澗戶、紅萼、開落，《鳥鳴澗》的桂花、春山、月華、山鳥，《山中》的荊溪、白石、山路、紅葉等，構成詩境的意象與意象群。其二，藝術審美之象雖對應於“物”(形)，卻無“妄執”之性，或曰：一旦“妄執”，斷非審美之象，無“妄執”便是既非執於“物”(形)，又不執於“情”。這用佛學“三識性”來說，便是無“遍計所執”，不為“物”、“情”所累，已是開啟了審美“意境”的智慧之門。其三，藝術審美“意境”與非“意境”的審美意象的根本區別之一，在關於“情”的執與不執。如詩的審美意象如此豐富、壯麗，這在別的詩人心目中，往往伴隨以無限遐想與情感的激湧，其情是悲劇、喜劇或是正劇式的，從而建構人格比擬，有如孔子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屈子之於《桔頌》，宋玉所言“悲者，秋之為氣也”，以及韓愈的“不平之鳴”等等。世上無數的詩篇都在喟歎人生，以俗情的執著與宣泄為詩的境界，但是，試看王維的一些禪詩，無論春花秋月，山鳥紅葉，荊溪白石還是山路無雨、空翠人衣，總之，詩中所描述的一切景物，在象、意與境之意義上，都無執於悲喜、善惡之“神色”，顯現為“太上無情”的“本然”。其文字語言符號的審美功能，都在引導讀者趨轉於情感的無執，仿佛根本沒有任何審美判斷似的。其四，因此，無遍計所執，無悲無喜，無善無惡，無染無淨，無死無生，是消解“物境”更是消解“情境”的一種心靈的“無執”。這用法海本《壇經》的話來說，叫做禪者，“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念”，心不起妄念之謂，“無相”，不滯礙於假有之謂；“無住”，因緣而起，刹那生滅，故無自性，故曰“空”。這裡，不起塵心，沒有機心，亦無分別心，確是王昌齡所言惟有“意魄”存矣。無所執著，無所追攝，沒有任何內心牽掛，沒有焦慮，沒有緊張，沒有詩人心靈的一絲顫動，仿佛連時空域限都被打破，這一境界，類似佛學所言的“集起名心”的種子識之“圓成實性”。其五，然而這裡仍需強調指出，中國詩學史之“意境”說，至唐王昌齡才第一次提出，其“理想”內核屬於佛禪這一點自不待言，卻不等於說其思想觀念意識惟“佛”而無其他。正如前述，“意境”這一美學範疇的建構，除了佛學的嚴重影響，還有先秦及此後的道家“虛靜”思想的曆史性參與與融滲。因而，它的終極是“空”，它指向於“空”，或正如前述，它的“理想”內核偏於“空”。而實際上，它是從“無”趨轉於“空”的一種境界。一曰物我兩忘、物我兩棄；二曰靜寂空靈；三曰圓融本然；四曰，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