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三捷”，但同時卻又悲傷地感慨道：“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詩中集中反映出戰爭給漢民族農耕社會帶來維護和破壞的雙重作用，以及根植於現實的既需要又排斥的矛盾心態和尚武精神與厭戰情緒的兩極衝突。因此，漢民族要求取得戰爭勝利的同時，又希望把戰爭對社會正常生活的破壞限製在最低限度，如果做到那樣也隻有“不戰而屈人之兵”最能實現這一目標，它自然也就成為漢民族理想的戰爭最高境界。
古希臘民族熱衷於海外貿易和海運業，他們從中獲取生活需要的錢財和商品，並從中暴發出一批工商業奴隸主。這批工商業奴隸主意識到強權製度下貿易的掠奪性，於是他們也往往訴諸戰爭去掠取別人的財富，而欲想達到10
劫掠成功，那隻有戰爭的勝利。而且如果自己不想被別人劫掠，那也隻有戰勝對方，才不致於自己國土淪亡，人人去做對方的奴隸。雖然西方人也想以最小的代價去取得戰爭的最大勝利，但是他們遠遠沒有漢民族那樣把戰爭對社會正常生活的破壞性限製在最低限度作為戰爭之道的最高境界，而隻是追求百戰百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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