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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來，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以此為題材而寫成的《木蘭詩》幾乎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木蘭詩》和漢樂府中的《孔雀東南飛》被譽為我國古代敘事詩中的“雙璧”，異曲同工，前後生輝。但自《木蘭詩》被發現之後，一直存在著一個創作年代的問題，眾說紛紜，有的還把著作權歸之曹植和韋元甫。在眾多的說法之中，把《木蘭詩》視作北朝樂府民歌和隋唐民歌的觀點最有代表性，理由也較為充分。 ’
持北朝說者以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引的《古今樂錄》已著錄《木蘭詩》的篇目為主要依據。《古今樂錄》今已失傳，但《隋書·經籍誌》、《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和《宋史·藝文誌》均著錄了這一書名，題陳沙門智匠撰。既然《古今樂錄》已錄有《木蘭詩》篇目，這是《木蘭詩》決不可能作於陳以後的鐵證。同時，北朝說者認為《木蘭詩》敘述的故事是以北魏北伐蠕蠕(即柔然)的戰爭為背景，北朝戰爭頻繁，好勇尚武，這首詩正反映了這一特定的社會風貌。《木蘭詩》中稱君主為可汗，出征的地點都在北方，說明了也是北朝樂府民歌的產品。在流傳過程中，可能經過隋唐文人的潤色，以致“萬裡赴戎機”六句中雜唐音，但就全詩看，仍保持著北朝民歌的特色。
持隋唐說者認為持北朝說者除了以《古今樂錄》的著錄為證據外提不出任何其他證明《木蘭詩》作於北朝的有力證據，恰恰相反，以《木蘭詩》本身提供的材料來考察，隻能證明《木蘭詩》絕不可能作於北朝。
隋唐說者詳細考查了《樂府詩集》所引的《古今樂錄》的記載，認為《古今樂錄》著錄《木蘭詩》一說也並不可靠，郭茂倩隻是在轉引《古今樂錄》之後所加的按語中提到“歌辭有《木蘭》一曲，不知起於何代”。如果《木蘭詩》已經編入《梁鼓角橫吹曲》中，郭茂倩就不會提出“不知起子何代”的疑問，郭氏沒有對《梁鼓角橫吹曲》66首歌曲中任何一首提出疑問而對《木蘭詩》提出疑問，正說明《古今樂錄》沒有著錄這首歌辭。宋人黃庭堅在《題樂府木蘭詩後》一文中寫道：“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得於民間。”第一個借鑒《木蘭詩》章法、詩句作詩的人是杜甫，韋元甫和杜甫是同時代人，《木蘭詩》從民間流人文人手中之後，勢必會引起杜甫的注意，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如果《古今樂錄》已著錄了《木蘭詩》，像《木蘭詩》這樣優秀的長詩在被人發現後的200年間竟未發生過任何影響，長期遭到冷落，隻是到了唐中葉才被人突然注意，群起模仿，這豈不成了咄咄怪事?
隋唐說者還從《木蘭詩》所反映的名物製度、風俗習慣等方麵提出了許多例證：
一、府兵製：根據詩中自市鞍馬的情節，《木蘭詩》應產生在府兵製實行以後。府兵製起自西魏後周，但寓兵於農的府兵製是隋以後的事。《木蘭詩》中寫到的情況和《新唐書》關於府兵製的記載相符。
二、可汗：《木蘭詩》寫的是漢族生活，而混稱“天子”、“可汗”，這正反映了隋代的政治特點。隋文帝受禪於北周，統一中國。但由於北部中國長達二三百年的異族分裂統治，政治製度很難一朝劃一、“天子”和“可漢”混稱，正說明隋天子和各部胡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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