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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煉丹術有著悠久的曆史，早在戰國時期，就有關於方士和求“不死之藥”的記載。司馬遷在《史記·孝武本紀》等篇章中，還提到過戰國時期燕國方士的姓名和事跡。到了晉代，由於煉丹術被道教所壟斷，煉丹的方——士也就被道士所取代了。
煉丹的本意是荒謬的，它指望借金石的精氣，使人長生不老，得道成仙，這種違反自然規律的目的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煉丹家們在煉丹實踐中，積累了大量關於物質變化的經驗知識，很多煉丹家本身也是醫學家，煉丹所用的藥物同化學的產生有關，有人根據煉丹文獻做出一個不完全的統計，包括無機物和有機物在內，總共約有六十多種化學物質，涉及的元素包括汞、硫、碳、錫、鉛、銅、金、銀等。這些，都為化學初期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
煉丹術中包含許多化學知識。如：我國漢代已經有了丹砂煉汞的記載.後來，又發現了汞能與硫磺相化合而還成丹砂的事實。晉代煉丹家葛洪在《抱樸子。金丹篇》中將之概括為一句話：“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丹砂即硫化汞，呈紅色，經過煆燒，硫被氧化而成二氧化硫，分離出金屬汞，再使汞與硫磺化合，生成黑色的硫化汞，經升華即得紅色硫化汞的結晶。這種人造的紅色硫化汞是人類最早通過化學方法製成的產品之一。在煉丹實踐中，人們還知道鐵對銅鹽的置換反應。這一反應過程的發現，奠定了宋元時代水法煉銅——膽銅法的基礎。通過煉丹活動，對於其他一些金屬和礦物也有一定的認識。如葛洪已了解到堿性碳酸銅有殺菌的作用。陶弘景已經知道用燃燒的方法來鑒別消石(硝酸鉀)，從而開了化學中用火焰法鑒別鉀鹽的先河。
我國的煉丹術在公元8～9世紀傳到阿拉伯，公元12世紀時，又經阿拉伯傳到歐洲，從而為化學的興起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醫解剖學不發達的緣由
中醫與西方醫學大異其趣的是，在整個發展過程中解剖研究始終未能得到充分重視，從而使人感到中醫理論是獨立於解剖基礎之外的，但是中醫的具體解剖活動卻史不絕書，就文獻記載，在古希臘和我國商周時代就進行過形態解剖活動，比如《漢書》：“莽誅翟義之徒，使太醫尚方與巧徒其刳剝之，度量五臟，以竹莛導其脈，知其所終始，雲可以治病。”在宋代則出現了比較詳細的《歐希範五臟圖》等解剖著作。清代醫家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強調：“業醫診病，當先明臟腑。”中醫解剖活動源遠流長，且對解剖於醫學診療的實用意義，也不乏明確認識，可是上下幾千年的中醫史上卻沒有出現西式解剖學家，也終於沒有形成係統完整的解剖學術體係。
由於中西不同的文化傳統，中西醫家在對待形態解剖的價值認識上，始終有不同的取向。與西方那種傾向於從多元化多層次去認識自然，對自然奧秘充滿興趣，熱衷於向自然開拓，對自然現象進行細密的解剖和分析的文化傳統截然不同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重點不是自然，尤其不是自然物的形態，中國古代的學者們不是麵向自然，而是向內心探求，傾向於以一體化的眼光看世界，將人與自然融合一體，中國傳統文化雖然重人，強調天地之間人為貴，但忽視人的自然屬性，重視人的社會倫理屬性，人為貴不是貴其自然形態，而是貴其有知有義，中國古代學者研究的永恒主題是世道人心，即或研究自然，也僅是因為天人合一，自然可以啟迪人心，而不是自然本身的奧秘如何，孔子曾說：“君子不器”(《論語·為政》)，並提倡“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裡仁》)《易傳》為“道”與“器”作了界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學術研究要求“文以載道”(《通書.文辭》)。《靈樞》以及宋以後的醫學著作，雖然對形態解剖有較多的論述，但重點在於測量器官大小重量，並未達到西方解剖學那種係統周密的程度，侯寶璋《中國解剖史》說中國解剖狀況是“有人倡導，無人繼承，雖有創建，不能發展”。造成這種結果除物質原因之外，重要的文化原因就是重道輕器的觀念。
以上所述從儒學束縛中尋找解剖學在中醫不發達的原因，是目前流行的大多數人所持的觀點。然而，人們在探尋中國解剖學沒有跟上西方醫學發展之謎的同時，忽略了一個問題：人體解剖學之於中醫真的有相對於西醫那麼重要嗎?何足道先生在《中醫存亡論》一書中認為：解剖學在中國沒有發達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先賢們在充分認識到其局限性和不適應性的前提下的主動放棄。”此言大有振聾發聵之勢，何先生進一步指出：“中國在解剖分析問題上的‘落後’，幾乎成為中國醫學在哲學方法論上遙遙領先的必要前提。顯而易見，如果沒有對解剖分析方法的揚棄，就不可能有曆史和現實的中國醫學。不是中國不具備產生和發展‘解剖學’的種子和土壤，也不是中國缺乏創立解剖學的人才和英雄，而是中國醫學的發展缺乏對解剖學的需要。中醫學需要活生生的人和天然藥物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和診療工具。”在現代中西醫結合的大潮中，這一觀點還屬於“異類”，究竟中醫學術是否需要通過解剖學的發達來發展，還需要更多有心人的認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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