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部分。
酒是一種文化意蘊濃厚的飲品。特別是在東漢末、魏晉初,飲酒常常伴隨著詩人對生命短暫、易逝的痛苦思索, 同時酒也成為魏晉名士對抗黑暗社會現實、慰藉脆弱靈魂、忘記痛苦、擺脫現實的良藥和及時行樂的手段,使他們暫時獲得了精神的自由。
酒在王績這裡被賦予了新的意蘊。以往的人更多關注的是酒之“ 忘憂”“、忘痛”的功能,但王績卻使酒成為“ 神全”的良方。以往的人飲酒,大多是“ 以酒澆愁”, 而王績飲酒卻是為了享受飲酒所帶來的快樂:“ 夢中逢櫟社, 醉裡覓桃源《”( 春莊走筆》)[1](卷二,P5“4), 但使百年相續醉,何愁萬裡客衣單《”( 過程處士飲率爾成詠》)[1](卷二,P5“8), 飲時含救藥,醉罷不能愁《”( 題酒店樓壁絕句八首》其五)[1](卷二,P99)。特別在《答程道士書》中,王績解釋了愛酒的原因“: 加性又嗜酒,形骸所資。河中黍田,足供歲釀。閉門獨飲,不必須偶。每一甚醉,便覺神明安和,血脈通利;既無忤於物,而有樂於身,故常縱心以自適也。”[1](卷四,P158)而莊子同樣也宣揚飲酒的快樂:“ 飲酒以樂為主??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莊子·漁父》)[1](P823)在王績看來,醉酒能淨體清神,有助於生命本身。
同時,醉酒也成為王績獲得“ 自適”高峰體驗的獨特方式。王績歸隱後,醉酒的獨特意蘊更加凸顯出來。呂才在《東皋子後序》中說“: 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 汝輩不解,理正當然’。”[1](附錄一,P221)王績之所以認為“ 理正當然”,是因為他把醉酒視為人心靈的至醒境界,醉酒是人與道合一的和諧之境。在這一境界中,王績勘破了現實世界的虛偽和殘酷,並擺脫了人生的各種欲望、痛苦,達到“ 至醒”狀態,在瞬息變化的世界中,控製、把握自己的生命曆程。
王績在《五鬥先生傳》中說“: 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然而去,倏焉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 天下大可見矣!生何為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為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誌,不知所如。”[1](卷五,P180)這是醉酒後的理想境界,在此境界中,王績成為道的化身,道的顯示者,與自然融合為一。道由王績的“ 昏昏默默”彰顯出來,達到王績“ 自適”的生存原則,使其獲得了“ 自適”的最高境界的生命體驗,這同時也是其對自身生命意義與價值的內在體驗,從而實現了“ 東皋子”式的“ 逍遙”。
因而,我們可以說,在王績的生存哲學中,莊子的思想特別是其人生哲學成為其思想的主導,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並影響著其生活方式及具體的生活細節。莊子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其對於社會、曆史、人生的認知判斷,影響著其對於實現自我價值的行為方式的選擇,影響著其對於生存境界的實現方式。可以說,在王績的生存哲學中,有著無法割舍的莊子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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