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中說，“原刊次年，盛君筱吾自京華歸，舉以贈餘，初得披玩，心思耳目為之增新者不少，固知先生經世功深，曠達源遠，與時下耳食之流不識今古變遷、妄談中外利病者，大相軒輊。”盛讚《庸書》“讓人心思耳目為之增新”，不但區別於一般知識分子的街談巷議，也區別於西遊歸來的誇誇其談：“間嘗偕知己二三，舉國一切救時之政、自強之策，私相計議，雖有所得，疏漫猶多，或井蛙陋見，不足與言，天下大事，不以為怪，而躬親遊曆諸君子，異國歸來，皇皇立說，亦或言過其實，鋪張於目，不出軒序者之前，求補弱貧之積習，反蔽富強之本原，問如斯而立國，不亦難乎？”究其原因，是由於陳熾懷抱救國之誌，在戶部和軍機處任職時，對於那些枯燥的財經數字認真研判，同時認真對照了西方經濟發展的優勢，發而為體大思深的著作，誠如朱自清所言“以述為作”“述中有作”，這種創造性的寫作，本不該為蔡元培所忽略。
而蔡元培批評的“文場射策陋習”，即“八股文體製”，同樣可視作陳熾的有意為之。在易堂九子中，魏禧與邱維屏曾就“八股文”的好壞進行過深入的辯論。魏禧是反方，認為元明兩朝的科舉考試以八股為主體專考“四書”，束縛了士子們的才華，是天下無才、朝庭無人的禍首，罪大惡極理當廢除。而邱維屏卻認為八股文是最科學的考試文體，容易辨別舉子們的才學和思維，而對於極大促進了四書五經文化正統的傳承，同時預言清朝一定會沿用下去。顯然，魏、邱正反雙方所言都有一定道理，因為兩人完全是基於不同的立足點，考察了八股文的利弊。事實上，清朝果然沿用了科舉，隻是不再束縛於“四書”。陳熾1882年的鄉試文章《三江既入義》，後來被編入《新政應試必讀》，就是八股文的再次顯靈。這編文章隻是辨析了“三江”這個地理名詞到底是指什麼，引經據典反複思辨，當然不足以顯示陳熾全部的才學，但初步顯示了陳熾時政著作中善於思考、雄於辯論的思想家素質。
科舉考試是明清兩代文士都抨擊過的選材製度，陳熾在《庸書》也同樣給予批評，倡導改革，但他提出的不是廢除，而是增開“藝學科”，即相當於現在的數理化之“科學”。“科學”這個詞在古代專指“科舉考試”之學，陳熾在天馬山莊的苦讀，就是為了這個“科學”能把自己送到京城，借助體製的力量發揮經世致用的才華。他之於“科舉之學”顯然頗為成功，不但順利中舉，而且懂得“八股文體製”正好可以用來承載學術思想，把維新變法的觀念上達天子、下達臣民，因為這是讀書人無不熟悉的體製，敘事發議、抒情言誌恰好可用。事實上，《庸書》不是理論專著，可讀性強，即使是今天的學者讀起來，仍會佩服其文采，感佩其胸襟，特別是對於民族複興會有深切體認，畢竟最早指出了中華民族的複興之夢。正如餘鏻序言所說，“往者朱純卿兄丈與先生同季，為餘道先生事甚詳，因縱言是書，謂大有裨於斯世，指詣伐善，實獲我心，而同輩諸君，共相欣賞，借鈔披閱，架不留簽，緣此重付梨棗，以公同好！”這就是《庸書》一版再版的原因，確實光大了易堂九子“文以載道”習氣，再次展現了“梅川文章”的驚世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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