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天下各國的信任，國家就危險，君主的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國一定要有實際行動，那就得起兵對抗大國。援救小國未必能使小國保存下來，而對抗大國未必沒有疏失，有疏失就會被大國製服。出兵作戰軍隊就會吃敗仗，退軍防守城池就會被攻破。援救小國參與合縱，還沒有看到它的利益，卻已喪失了國土，讓軍隊吃了敗仗。所以，事奉強國，就會讓搞連橫的人借助國外的勢力在國內撈取官職；援救小國，就會讓搞合縱的人借助國內的權勢在國外得到好處。國家沒得到絲毫利益，而那些搞連橫、合縱的人卻把封地和厚祿撈到手了；君主的地位低下了，而臣子們的地位卻高了；國家的土地被削割了，而那些權門豪族卻富足了。事情成功了，那些人就靠獵取的權勢長期受到重用；事情失敗了，那些人就靠獲得的財富退職閒居。君主聽信了縱橫家的遊說，事情還沒辦成就給了他們很高的爵位俸祿；事情失敗了而不予以懲罰，那麼，那些遊說之士誰不願意用獵取名利的花言巧語謀取爵祿，而希望在事敗之後能僥幸地免禍呢?所以國破君亡局麵的出現，都是因為聽信了縱橫家的虛言浮辭所造成的。這是什麼緣故呢?是因為君主分不清公和私的利益，辨別不清正確與錯誤的言論，並在縱橫家事敗之後沒有堅決執行刑罰。縱橫家們都說：“進行外交，收效大的可以稱王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證本國安定。”所謂稱王天下，是說能進攻別的國家；保證本國安定，是說不可能被別國攻破。國家強盛，就能進攻別的國家；國家安定，就不可能被別國攻破。國家的安定和強盛不能求助於外交活動，隻能從搞好內政中去取得。現在不在國內推行法術，卻在外交活動上花費腦筋，那是達不到國家的安定強盛的目的的。
民間有句諺語：“衣袖長便於跳舞，本錢多好做買賣。”這是說條件多事情就容易取得成功。所以如果國家安定強盛，就為他出主意；國家衰弱混亂，就很難替他想辦法。所以為秦國出計謀，即使改變十次也很少失敗；為燕國出計謀，即使改變一次也很少成功。這不是說替秦國出計謀的人一定聰明，替燕國出計謀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為兩國“治”和“亂”的條件不同。所以周背離秦國搞合縱，隻一年工夫就被秦國攻陷了；衛背離魏搞連橫，半年工夫就被魏國滅亡。這就是說西周是由於合縱而毀滅，衛國是由於連橫而覆亡。假使周、衛兩國不急於實施合縱和連衡的計劃，而將他們國內的政治嚴加整頓，彰明法律禁令，堅定地實行賞罰，充分利用地力來增加積累，讓他們的百姓拚死堅守城池，天下各國即使奪得了他們的土地也隻能撈得不多的好處，而進攻他們卻會傷亡很大，那麼，就是擁有萬輛兵車的強國也不敢在這樣的堅城之下把自己拖垮，而讓別的強敵趁著自己的疲憊來整治自己，隻有這才是使國家絕對不會滅亡的方法，丟掉使國家絕對不會滅亡的方法，而去乾勢必亡國的事情，這是治理國家的人的錯誤。在外交上無計可施，在內政上造成政治的混亂，那麼國家的滅亡便不可挽救了。
人們的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開危險和困苦。現在讓他們去作戰，前進就會被敵人殺死，後退又要受軍法的懲處，那他可夠危險的。拋棄了個人的家事，堅決去承受作戰的窮苦，家庭有困難上麵也不過問，那他家可夠困苦的。麵臨困苦和危險的處境，百姓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們就去事奉私門貴族，這樣就具備了免除兵役的條件，免除兵役的條件具備了就可以遠離戰爭，遠離戰爭就可以保證安全。用錢財進行賄賂並去投靠當權者，就可以使自己要求得到滿足，要求得到滿足了，就能保證自身安全。保證自身安全是明擺在那裡的利益，怎能不追求呢?這樣，為君主服務的就少了。而為權臣服務的人就多了。
英明君主治理國家的政策，總是使工商業者和遊手好閒的人儘量減少，而且使他們名位卑賤，因為從事農耕的人太少而經營工商業的太多了。現在社會上向君主親近的侍臣請托的風氣很盛行，這樣官爵就可以買到；官爵可以買，那麼工商業者的地位就不卑賤了。投機倒把的商業活動可以在市場上通行，那麼商人就不會少了。奸商搜刮到的財富超過農民收入的幾倍，獲得的尊位又超過從事耕戰的人，這樣光明正直的人就會減少，而從事工商的人就會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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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造成國家混亂的社會風氣是：那些學者，稱頌先王之道借重仁義進行說教，講究儀表服飾而又修飾言辭，用來擾亂當代的法治，惑亂君主實行法治的決心。那些縱橫家，虛構事實說謊弄假，借助於別國的力量，來謀求個人的私利，卻把國家的利益拋在一邊。那些遊俠刺客，聚集黨徒，標榜氣節，用來顯揚他們的名聲，而違犯國家的禁令。那些逃兵役的人，聚集在權臣貴族門下，大行賄賂，依仗權貴的請托，逃避從軍作戰的勞苦。那些工商業者，製造粗劣的器物，聚集一些不細不好的布帛米粟等生活必需品，囤積起來待機出售，來謀取農民的利益。這五種人，是國家的蛀蟲。君主如果不除掉這五種象蛀蟲一樣的人，不收養光明正大的人，那麼天下即使出現殘破覆亡的國家，地削國滅的朝廷，也是不足為怪了。
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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