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教化。殷朝有位賢人叫箕子，確實具備這三方麵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因此孔子在概述“六經”的要旨的時候，對他特別重視。
在殷紂王那時候，大道背棄，政治混亂，天威顯示不能加以製止，聖人的教誨毫不起作用。犧牲生命以便維護天命國運，確實是一種“仁”德，隻是不利於家族的延續，因此箕子不去這樣做；委身降順以便保存自己宗廟的奉祀，確實也是一種“仁”德，隻是參與滅亡自己的國家，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上述這兩種辦法，已經有這樣做的人了。因此他便保持自己清醒的頭腦，隨順適應這混亂的世道；隱藏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在囚犯奴隸中受屈辱；貌似糊塗卻不去做邪惡之事，形同柔弱而卻自強不息。故而在《易》中說；“箕子能做到韜晦。”這就是蒙受危難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等到天命更改了，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於是便獻出治國的大法，因此成為聖君的老師，使周朝的人們能根據這些法則來調整倫理道德。創立典章製度。故而在《書經》中說：“因召回了箕子而寫成了《洪範》。”這便是將治理天下的法則傳授給聖明的君主啊。等到被封在朝鮮，推行道義來訓化民俗，使德行不再鄙陋，人民不再疏遠，以便發展推延殷朝宗緒，使外夷變為華夏，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所有這些崇高的品德，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天地變化發展，自己能獲得其中的正“道”，難道不是偉大的人嗎？
啊！當那周朝的時運尚未到來，殷朝宗廟的香火還沒滅絕，比乾已經死掉，微子也已離去，假如紂正做惡還不算多而自己死去，武庚能為暴亂而憂慮並力圖保存社稷，國中要是沒有箕於這樣的人，誰和武庚一起使國家複興並加以治理呢？這也是人事發展的一種可能性啊。這樣來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這種地步，莫非正是在這方麵有所考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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