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長了。這正是辭賦的影響。自此以後，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愛《漢書》，專門傳習，《史記》的傳習者卻甚少，這反映著那時期崇尚駢文的風氣。唐以後，散文漸成正統，大家才提倡起《史記》來；明歸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記》差不多要駕乎《漢書》之上了。這種優劣論起於二書散整不同，質文各異，其實是跟著時代的好尚而轉變的。
晉代張輔，獨不好《漢書》。他說：“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的優劣，多以固為勝，但是司馬遷敘三千年事，隻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卻有八十萬言。煩省相差如此之遠，班固那裡趕得上司馬遷呢！”
劉知幾《史通》卻以為“《史記》雖敘三千年事，詳備的也隻漢興七十多年，前省後煩，未能折中；若教他作《漢書》，恐怕比班固還要煩些”
。劉知幾左袒班固，不無過甚其辭。平心而論，《漢書》確比《史記》繁些。《史記》是通史，雖然意在尊漢，不妨詳近略遠，但敘漢事到底不能太詳；司馬遷是知道“折中”的。《漢書》斷代為書，儘可充分利用史料，儘其頌述功德的職分。載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這是一。《漢書》載別人文字也比《史記》多，這是二。《漢書》文字趨向駢體，句子比散體長，這是三。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為《漢書》病。範曄《後漢書·班固傳讚》說班固敘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這是不錯的。
宋代鄭樵在《通誌·總序》裡抨擊班固，幾乎說得他不值一錢。劉知幾論通史不如斷代，以為通史年月悠長，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錄的大都陳陳相因，難得新異。《史記》已不免此失，後世仿作，貪多務得，又加上繁雜的毛病，簡直教人懶得去看。按他的說法，像《魯春秋》等，怕也隻能算是截取一個時代的一段兒，相當於《史記》的敘述漢事；不是無首無尾，就是有首無尾。這都不如斷代史的首尾一貫好。像《漢書》那樣，所記的隻是班固的近代，史料豐富，搜求不難。隻需破費工夫，總可一新耳目，“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的
。鄭樵的意見恰相反，他注重會通，以為曆史是聯貫的，要明白因革損益的軌跡，非會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見其全，能見其大。他稱讚《史記》，說是“‘六經’之後，惟有此作”。他說班固斷漢為書，古今間隔，因革不明，失了會通之道，真隻算是片段罷了
。其實通古和斷代，各有短長，劉、鄭都不免一偏之見。
《史》《漢》可以說是各自成家。《史記》“文直而事核”，《漢書》“文贍而事詳”
。司馬遷感慨多，微情妙旨，時在文字蹊徑之外；《漢書》卻一覽之餘，情詞俱儘。但是就史論史，班固也許比較客觀些，比較合體些。明茅坤說“《漢書》以矩矱勝”
，清章學誠說“班氏守繩墨”“班氏體方用智”
，都是這個意思。晉傅玄評班固，“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
。這些隻關識見高低，不見性情偏正，和司馬遷《遊俠》《貨殖》兩傳蘊含著無窮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還無礙其為客觀的。總之，《史》《漢》二書，文質和繁省雖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擇者精，卻是一樣；組織的弘大，描寫的曲達，也同工異曲。二書並稱良史，決不是偶然的。
本段原文見《史記·自序》。
本段引用見《史記·自序》。
參見《後漢書·班彪傳》。
參見《漢書·司馬遷傳讚》。
參見《後漢書·蔡邕傳》。
參見《漢書·司馬遷傳讚》。
指唐堯，虞舜，夏、商、周三代。
參見《漢書·敘傳》。
劉向著有《別錄》。
參見《通誌·總序》。
參見《通誌·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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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輔張·書晉《見文原
。上》說雜·通史《見文原
。》家六·通史《見參
。》序總·誌通《見參
。》讚傳固班·書漢後《見參
。》序·林評書漢《見參
。下》教詩·義通史文《見參
。》事書·通史《見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