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地權，本不能解決社會的經濟問題，兼講節製資本，又苦於沒有推行的機關。在政治上，因為民主政治廢墜的久了，諸家雖都以民為重，卻想不出一個使人民參與政治的辦法，而隻希望在上者用溫情主義來撫恤人民，尊重輿論，用督責手段，以製止臣下的虐民。在國與國之間，儒家則希望有一個明王出來，能夠處理列國間的紛爭，而監督其內政；法家因為興起較後，漸抱統一的思想，然秦朝的統一和貴族的被裁抑，都隻是事勢的遷流，並不能實行法家的理想，所以要自此再進一步，就沒有辦法了。在倫理上，諸家所希望的，同是使下級服從上級。臣民該服從君主，兒子要服從父親，婦女要服從男子，少年該服從老人。他們以為上級和下級的人，各安其分，各儘其職，則天下自然太平，而不知道上級的人受不到製裁，絕不會安其分而儘其職。總而言之：小康之世，所以發展向亂世，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世運隻能向前進，要想改革，隻能順其前進的趨勢而加以指導。先秦諸子中，隻有法家最看得出社會前進的趨勢，然其指導亦未能全然合法。他家則都是想把世運逆挽之，使其回到小康以前的時代的，所以都不能行。
雖然如此，人類生來是避苦求樂的，身受的苦痛，是不能使人不感覺的，既然感覺了，自然要求擺脫。求擺脫，總得有個辦法，而人類憑空是想不出辦法來的。世運隻有日新，今天之後，隻會有明天，而人所知道的，最新亦隻是今日以前之事，於是乎想出來的辦法，總不免失之於舊，這個在今日尚然，何況古代？最好的時代是過去了，但永存於人類想望記憶之中。雖回憶之，而並不知其真相如何，乃各以其所謂最好者當之。合眾人的所謂最好者，而調和折中，造成一個大略為眾所共認的偶像，此即昔人所謂三代以前的世界。這個三代以前的世界，其不合實際，自然是無待於言的。這似乎隻是一個曆史上的誤解，無甚關係，然奉此開倒車的辦法為偶像而思實踐之，就不徒不能達到希望，而且還要引起糾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