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不但如此，社會學家言：氏族時代的人，不慣和同族爭鬥，鎮壓本部族之職，有時不肯做，寧願讓異族人做的。《周官》：蠻、閩、夷、貉四隸，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及野之厲禁，正是這個道理。這亦足以證明奴隸的源出於異族。女子為奴隸的謂之婢。《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李注引韋昭雲：“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可見奴婢有自相嫁娶，亦有和平民婚配的。所以良賤的界限，實亦不甚嚴峻。但一方麵有脫離奴籍的奴隸，一方麵又有淪為奴隸的平民，所以奴婢終不能儘絕。這是關係整個社會製度的了。奴隸的免除，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法令。《左氏》襄公三十二年，晉國的大夫欒盈造反。欒氏有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有一個奴隸，喚作斐豹的，和執政範宣子說道：“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歡道：你殺掉他，“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斐豹，大約是因犯罪而為奴隸，丹書就是寫他的罪狀的。一種是以財贖。《呂氏春秋·察微篇》說：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者，贖之者取金於府”。這大約是俘虜一類。後世奴隸的免除，也不外乎這兩種方法。
以上是封建時代的事。封建社會的根柢，是“以力相君”。所以在政治上占優勢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亦占優勝。到資本主義時代，就大不然了。《漢書·貨殖列傳》說：“昔先王之製：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製，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又說：後來自諸侯大夫至於士庶人，“莫不離製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穀貨，猶言食貨。穀、食，本義指食物，引申起來，則包括一切直接供給消費之物。貨和化是一語。把這樣東西，變成那樣，就是交換的行為。所以貨是指一切商品）。於是“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唅粟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仆隸，猶無慍色”。這幾句話，最可代表從封建時代到資本主義時代的變遷。封建社會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奪。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奪，則人人的生命財產，俱不可保。這未免太危險。所以社會逐漸進步，武力掠奪之事，總不能不懸為厲禁。到這時代，有錢的人，拿出錢來，就要看他願否。於是有錢就是有權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於狡猾慳吝的守財虜之前了。這是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根源。平心而論：資本主義的殘酷，乃是積重以後的事。當其初興之時，較之武力主義，公平多了，溫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歡迎的。資本主義所以能取武力主義而代之，其根源即在於此。然前此社會的規則，都是根據武力優勝主義製定的，不是根據富力優勝主義製定的。武力優勝主義，固然也是階級的偏私，且較富力優勝主義為更惡。然而人們，（一）誰肯放棄其階級的偏私？（二）即有少數大公無我的人，亦不免為偏見所蔽，視其階級之利益，即為社會全體的利益；以其階級的主張，即為社會全體的公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所以資本主義的新秩序，用封建社會的舊眼光看起來，是很不入眼的；總想儘力打倒他，把舊秩序回複。商鞅相秦，“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史記》本傳）就是代表這種見解，想把富與貴不一致的情形，逆挽之，使其恢複到富與貴相一致的時代的。然而這如何辦得到呢？封建時代，治者階級的精神，最緊要的有兩種：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唯不好利，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唯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維持其治者階級的地位的原因。在當時原非幸致。然而這種精神，也不是從天降，從地出，或者如觀念論者所說，在上者教化好，就可以致之的。人，總是隨著環境變遷的。假使人而不能隨著環境變遷，則亦不能製馭環境，而為萬物之靈了。在封建主義全盛時，治者階級因其靠武力得來的地位的優勝，不但衣食無憂，且其生活，總較被治的人為優裕，自然可以不言利。講到武勇，則因前此及其當時，他們的生命，是靠腕力維持的（取之於自然界者如田獵。取之於人者，則為戰爭和掠奪），自能養成其不怕死不怕苦痛的精神。到武力掠奪，懸為厲禁，被治者的生活，反較治者為優裕；人類維持生活最好的方法，不是靠腕力取之於自然界，或奪之於團體之外，而反是靠智力以剝削團體以內的人；則環境大變了。治者階級的精神，如何能不隨之轉變呢？於是滔滔不可挽了。在當時，中堅階層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為兩派：近乎文者則為儒，近乎武者則為俠。古書多以儒俠並稱，亦以儒墨並稱，可見墨即是俠。儒和俠，不是孔、墨所創造的兩種團體，倒是孔、墨就社會上固有的兩種階級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在孔、墨當日，何嘗不想把這兩個階級振興起來，使之成為國家社會的中堅？然而滔滔者終於不可挽了。儒者隻成為“貪飲食，惰作務”之徒（見《墨子·非儒篇》）。俠者則成為“盜蹠之居民間者”（《史記·遊俠列傳》）。質而言之，儒者都是現在誌在衣食，大些則誌在富貴的讀書人。俠者則成為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了。我們不否認，有少數不是這樣的人，然而少數總隻是少數。這其原理，因為在生物學上，人，大多數總是中庸的，而特別的好，和特別的壞，同為反常的現象。所以我們讚成改良製度，使大多數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讚成認現社會的製度為天經地義，責成人在現製度之下做好人，陳義雖高，終成夢想。直到漢代，想維持此等階級精神，以為國家社會的中堅的，還不乏其人。試看賈誼《陳政事疏》所說聖人有金城之義，董仲舒對策說食祿之家不該與民爭利一段（均見《漢書》本傳），便可見其大概。確實，漢朝亦還有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