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趣是在經濟財政方麵，隻有在這方麵他才會對國家有最大的貢獻。後來他母親去世，他必須辭官守喪；但是甚至於守喪期滿，他又被召入朝之時，他又謝絕在京為官，寧願留在金陵。
他這一段自己韜光養晦的曆程頗難理解，因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時機到來，他必可為國家做大事。若說他壯年這段時期已經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礎，是合乎情理的說法。也許當時朝廷名臣重儒之間的競爭，他覺得不能勝任，因為那時朝中有年高德劭、學識淵博的文臣，如範仲淹、司馬光、歐陽修、曾公亮等人，這些人都會對銳意的改革側目而視，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見解的後起之輩無從發展。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時。但是，從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個理由。王安石那樣氣質的人，不管身居何處，總願自為首領，而在偏遠的外縣身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他在京師擔任一項官職，那一段短短的時期，曾和同僚爭吵不和，使事事錯亂失常。他想變動成規，照自己的想法辦事。吳珪和張方平都記得為他同僚或屬下之時，遇事他極難與人合作。
在仁宗嘉祐五年他來到京師時，時人都視之為奇才。他已經寫過些好詩文。他有創見，也善於言談。老一輩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彥博對他頗有好評，甚至歐陽修也對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儀表之下，暗藏著當時那些官員所不能窺測的才乾和品格，他這個奇特之士就曾與那些大員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並認為他將會成為國家一大害的寥寥數人之中，有蘇洵和他的老友張方平。張方平曾與王安石為同僚，共同監督地方考試，將他峻拒之後，便不再與他交往。他一定把早年與王安石共事的經驗告訴過蘇洵。於是二人對王安石極為厭惡，更因為他穿著習慣的矯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歐陽修曾經把王安石介紹給蘇東坡的父親，而王安石也願意結識蘇氏父子，但是老蘇對他拒而不納。王安石母親去世時，在所有經邀請參加喪禮之人當中，隻有蘇洵拒絕前往，並且寫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辨奸論》，這一篇後來成了曆代學生常讀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裡，蘇洵開頭就說了解人的性格很難，甚至聰明人也常會受騙。隻有冷靜的觀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預知他將來的發展。他引證古代的一個學者山巨源對王衍的預言，那時王衍僅僅是聰穎秀逸的書生；還引證名將郭子儀對盧杞的預測，後來盧杞對唐代的滅亡多少負有責任。盧杞為人陰險而富有才乾，但其容貌極醜。郭子儀在接見盧杞時，必須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婦女輩見其醜陋而受驚，或因一時嗤笑而開罪於他。但是蘇洵說，當時若不是有昏庸之主，這兩個人還不足單獨有亡國的才乾。現在一個具有盧杞的陰險與醜陋，兼有王衍的辯才的人出現了。“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誌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複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此人一旦得勢，足以欺英明之王，為國家之大害。“夫麵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此豈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蘇洵希望他的預言不應驗才好，這樣他就可比為“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的名將了。但是他說：“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習慣是否矯揉造作，無法斷言；但每逢一個人對某一事做得過度，人總容易懷疑他是沽名釣譽。我們若是相信邵伯溫的記載，仁宗皇帝也曾有此懷疑。一天大臣等蒙恩受召，盛開禦宴。客人須在池塘中自己捕魚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狀的魚餌擺在桌子上金盤子裡。王安石不喜歡釣魚，便將金盤子裡的魚餌吃光。第二天，皇帝對宰相說：“王安石為偽君子。人也許誤食一粒魚餌，總不會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魚餌吃完的。”由這個故事看來，可見為什麼仁宗不喜歡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記裡，他對仁宗也挑剔得特別苛酷。
由後來的發展看，蘇洵的話沒說錯。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國，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總是相信邋遢臟亂才是天才的標誌，而最能使自己獲有千秋萬歲名的辦法，就是拒絕正人君子般的裝束。還有一種怪想法就是，肮臟汙穢就表示輕視物質環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於是合理的結論必然是：天堂者，惡臭熏人的天使集中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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