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兼試經義及策，然所重的是詩賦。明經所重的是帖經，墨義。詩賦固然與政治無涉，經學在政治上，有用與否，自今日觀之，亦成疑問。這話對從前的人，自然是無從說起，但像帖經墨義所考的隻是記誦。帖經，墨義之式，略見《文獻通考》。其意，帖經是責人默寫經文，墨義則責人默寫傳注，和今學校中專責背誦教科書的考試法一般。其無用，即在當日，亦是顯而易見的。為什麼會有這種奇異的考試法呢？這是因為把科舉看做掄才大典，換言之，即在官吏登庸法上，看作唯一拔取人才之途，怕還是宋以後的事，在唐以前，至多隻是取才的一途罷了。所以當時的進士，雖受俗人看重，然在政治上，則所取的人並不多，而其用之亦不重。唐時所取進士，不過二三十人，仍須應吏部釋褐試，或被人薦舉，方得入官；授官亦不過丞尉；見《日知錄》《中式額數》，《出身授官》兩條。可見科舉初興，不過沿前代之法而漸變，並非有什麼隆重的意思，深厚的期望，存乎其間了。所以所試的不過是詩賦和帖經墨義。帖經墨義所試，大約是當時治經的成法，詩賦疑沿自隋朝。隋煬帝本好辭華，所設的進士科，或者不過是後漢靈帝的鴻都門學之類。聚集一班會做辭賦和寫字的人，其中並有流品極雜的，見《後漢書》本紀及《蔡邕傳》。進士科的進而為掄才之路，正和翰林的始居雜流，後來變成清要一樣。這是製度本身的變化，不能執後事以論其初製的。科舉所試之物，雖不足取，然其取士之法，則確是進步而可紀念的。唐製，願應舉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州縣先試之，而後送省。尚書省。初由戶部“集閱”，考功員外郎試之。玄宗開元時，因考功員外郎望輕，士子不服，乃移其事於禮部。宋太祖時，知貢舉的人，有以不公被訴的，太祖乃在殿廷上自行複試。自此省試之外，又有殿試。此前的郡國選舉，其權全操於選舉之人。明明有被選舉之才，而選舉不之及，其人固無論如何。到投牒自列之製興，則凡來投牒者，即使都為州縣所不喜，亦不得不加以考試，而於其中取出若乾人；而州縣所私愛的人，苟無應試的能力，即雖欲舉之而不得。操選舉之權者，大受限製，被選舉之權，即因此而擴大。此後白屋之士，可以平步青雲；有權的人，不能把持地位；都是受此製度之賜。所以說其製度是大可紀念的。考試的規則逐漸加嚴，亦是助成選舉製度的公平的。唐時，考官和士子交通，還在所不禁。考官采取聲譽，士子托人遊揚，或竟自懷所作文字投謁，都不算犯法的事。晚唐以後，規則逐漸加嚴，禁懷挾和糊名易書等製度，逐漸興起。
明清繼之，考試關防，日益嚴密。此似不尊重人格，但利祿之途，應試者和試之者，都要作弊，事實上亦是不得不然的。
以上所說的，均係鄉貢之製。至於製科，則由天子親策，其科目係隨時標出。舉行與否，亦無一定。唐代故事，詳見《文獻通考·選舉考》中。
對於科舉的重視，宋甚於唐，所以改革之聲，亦至宋而後起。科舉之弊有二：（一）學非所用，（二）所試者係一日之短長。從經驗上證明：無學者亦可弋獲，真有學問者，或反見遺。對於第一弊，隻需改變其所試之物即可。對於第二弊，則非兼重學校不行。不然，一個來應試的人，究曾從事於學問與否，是無從調查的。仁宗時範仲淹的改革，便針對著這兩種弊竇：（一）罷帖經、墨義，而將詩賦策論通考為去取。唐朝的進士，亦兼試帖經及策，明經亦兼試策，但人之財力有限。總隻能專精一門，所以閱卷者亦隻注重一種，其餘的都不過敷衍了事。明清時代，應科舉的人，隻會做四書文，亦由於此。（二）限定應試的人，必須在學三百日，曾經應試的人一百日。他的辦法，很受時人反對，罷相未幾其法即廢。到神宗熙寧時，王安石為相，才大加以改革。安石之法：（一）罷諸科，獨存進士。
這是因社會上的風氣，重進士而輕諸科起的。（二）進士罷試詩賦，改試論、策。其帖經、墨義，則改試大義。帖經專責記誦，大義是要說明義理，可以發抒意見的。（三）別立新科明法，以待不能改業的士子。（四）安石是主張學校養士的，所以整頓太學，立三舍之法，以次遞升。升至上舍生，則可免發解及禮部試，特賜之第。熙寧貢舉法，亦為舊黨所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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