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章的人，與現代還有什麼關係，卻值得你新聞記者來訪問一番。”我道：“前代任何一事，都可為後代借鑒。”東坡道：“那是你要問我當年這‘一肚皮不合時宜’了。”說著，拍了一拍肚子。柳敬亭代答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東坡看了竹子下有一塊平石，便讓我們在那裡坐了。他笑道：“我現在是個古人，有話儘管問。”我道：“後學所不解的，便是後世所說，理學不但南宋、北宋已種了這個根了。當先生之世，真是人才極一時之盛，何以緊接著這個一時之盛，不是國運昌隆，而是中原失守，成了偏安之局？”東坡道：“你問得有理。可知那時人才，也不過分著兩派，一是王安石一派，做事過於褊狹。變法未嘗不有些道理，但沒有深知民隱，坐在宰相衙裡發號施令，硬弄得柄鑿不入，變了一個朝代的法，一事無成。一是司馬光派，做事迂闊，隻講大道。如富弼見神宗，願二十年口不言兵，隻把中原百姓，養成了一種文弱之民。這樣的人才，便有千千萬萬，何補於天下大事？”我聽了這話，覺得此公倒著實有點見地，因躬身道：“後學有一件事要冒昧一問了。那時人才，外不講以弭邊患，內不講以除權奸，卻是分了朔洛蜀三黨。世推先生為蜀黨領袖，卻專和洛黨的程家作對。門戶之見，賢者亦不免嗎！”
東坡笑道：“閣下不到程門去立雪，卻來我這裡談天，我想你也不會是那些腐糟，此何待問？在那時，王安石的法已變完了，那一套周禮，搬到大宋來試驗，正是不靈。至於二程，他們所學的，是大學中庸，更是周禮挖出來一些虛浮不著實際的東西，真把皇帝弄成了他明道伊川兩先生一般，終日端坐在皇宮裡格物，那成何話說？我覺得他兄弟兩個，就標榜得有些肉麻，程頤說千百年來無真儒，隻有程灝可以上繼孟子，你看有兄弟們這樣自己恭維的嗎？程頤入宮講學，我怕他會把皇帝弄成個書呆子，故意和他開開玩笑那是有的。”我道：“蘇老先生曾說王安石不近人情，而先生對程伊川之規循步短，也說不近人情，先生一家，當然是以近人情為治國之道。請問在大宋當年，怎樣才算近人情？”東坡道：“我當年的主張，你可以看我的《策論》。若是在這幾百年後的眼光看起來，那我們這班文人都是有罪的。‘議論未了，金兵已渡河矣。’說到個近人情，當年的司馬光派和王安石派，不鬨意氣，把保甲保馬方田等法辦好了，庫有可用之財，國有已練之兵，也就不至於金人所說有兩千兵守河，他不得渡了。我奉告閣下一聲，轉語世人。除了酒色財貨之外，意氣也可以亡國。”我聽到這裡，覺得他已是不惜金針度人了。便作一個揖問道：“先生著作等身，最得意之作是什麼？”東坡笑道：“若問這得意二字，那就可以說篇篇得意，不得意我何必留了它？比較地說：是那詠檜十四個字：‘根據九泉無曲處，人間唯有蟄龍知。’我的對頭，把這話陷害我。神宗說：彼自詠檜耳，何與聯事？說了牢騷話，竟沒有罪過，這是我得意之處了。”正說到這裡，忽然竹林裡有人大聲喝道：“你們毀謗君父聖賢，還說得意，一齊抓去辦了。”隨了這一聲喝，青天白日，罩下一層不可張目的霧煙，我也就不得再起古人而問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