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鹹魚、臘肉這類高鹽食品,更是無形中疊加了一層額外的賦稅。
既然產鹽的大權牢牢握在白圖手中,那麼讓天下百姓吃得越鹹,他的收益就越高。
這哪裡是在賣肉,分明是在收稅!
白圖甚至腦補出一幅畫麵:自己站在高處,慷慨激昂地宣揚:“諸位鄉親,你們吃的不是鹹肉,而是匡扶漢室的磚瓦!”
據後世資料稱,人體每日最佳攝鹽量為五克。
這在現代重口味地區看來簡直是清淡如水。
但在白圖眼中,這種矯情的健康標準在農耕文明麵前毫無意義。
頂著烈日暴曬、揮汗如雨的底層勞動者,對鹽分的渴望遠超現代坐在空調房裡的白領。
縱觀華夏曆史,直到現代社會到來之前,“鹽”
始終是一種供不應求的戰略物資。
誰能掌控鹽,誰就能掌控人心與財富。
關於漢代百姓每日攝入鹽分的估算,白圖曾在某篇學術文獻中瞥見過一組看似嚴謹的數據。
那篇文章經過層層複雜的數學建模,最終得出的結論令人咋舌:即便是春秋時期那個以產鹽聞名的齊國,人均年耗鹽量也不過區區五克;而至明清兩代,這一數字雖有所超標,卻也僅在三四倍之間徘徊。
然而,作為身處其中的親曆者,白圖對此嗤之以鼻。
那篇論文的底層邏輯存在致命硬傷——它混淆了“消耗”
與“攝入”
的概念。
在那個缺乏冷鏈保鮮技術的年代,食鹽不僅是調味品,更是食物保存的防腐劑。
大量的鹽被用於醃製肉類、蔬菜,以備**或日常儲備。
而醃製工藝本身伴隨著巨大的損耗率,那些滲入壇底、吸附在容器壁上的鹽分,根本不會進入百姓的口中。
因此,用總產量倒推攝入量,無異於刻舟求劍。
目光拉回當下的江東。
從魯肅掌控的十七家鹽商渠道流向來看,每年經手煮製的百萬石海鹽中,真正流入民間終端市場的,大約僅有三十萬石。
這一數據模型,與春秋時期的齊國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畢竟,從春秋至兩漢,製鹽技術並未發生顛覆性的迭代,生產力水平大致持平。
若考慮到民間私自煎鹽、走私漏稅的**流通情況,江東實際的人均鹽分攝取量或許會略微高於齊國,但幅度極小,不足以致命地改變整體格局。
換言之,即便身處這富庶的江東大地,普通農戶餐桌上的鹹淡程度,甚至低於現代人所推崇的“清淡飲食”
標準。
這也側麵印證了呂布此前對女兒呂玲綺的叮囑:隻勸她戒除油膩肥甘,卻從未禁止其多吃鹹味。
在那位亂世梟雄的認知裡,此時的百姓,缺的是油星,而非鹽粒。
這就引出了一個殘酷的社會學命題:這些潛在的忠義之民,確實擁有匡扶漢室的龐大基數,但他們必須先跨過“溫飽”
這道坎。
隻有在衣食無憂之後,他們才有餘力去講究生活的精致與健康。
早餐過後,白圖坐在合肥姬的書房內,指尖輕輕敲擊著桌麵。
一封來自金陵的加急信函靜靜地躺在案頭,發信人是魯肅。
信中附帶的,是即將正式麵世的民部鹽引定價細則。
早在數日前,白圖便已與魯肅就此事進行過多次激烈交鋒,如今不過是走個過場,進行最終的行政確認。
根據新規,每一張“鹽引”
持有者,可憑此向官方鹽場兌換五百石海鹽。
但這張憑證並非直接在產地交易,而是作為一種金融工具流通。
世人常有一種誤解,認為古代鹽價堪比黃金,動輒比米價高出數百倍。
事實上,這種說法多出現在王朝末年財政崩潰或豪強壟斷失控的特殊時期。
在大多數太平盛世,鹽價的波動遠比糧食平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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