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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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在一篇向英國學界介紹美國社會學的論文中，30來歲卻已是學界翹楚的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梅爾瑟（Neil Smelser）以輕蔑的語氣對C. 賴特·米爾斯做出如是評價：“［米爾斯先生］在當代美國社會學界無足輕重，雖然其著作在學術圈外頗為暢銷，並在某些政治圈子裡廣為傳閱。……由於占據了大眾和商業媒體的重要發言平台，他影響了圈外人士對社會學的印象。他是在美國頭號評論媒體《紐約時報書評》上對學界同行做出最多點評的社會學家。”李普塞特和斯梅爾瑟顯然未能預見米爾斯對社會學的持久影響力。時至今日，米爾斯已成為社會學史上的傳奇人物。1997年，國際社會學會選出了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部社會學著作，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象力》高居第二，僅次於馬克斯·韋伯的《經濟與社會》。
米爾斯去世已超過半個世紀，當代中國社會和20世紀中葉的美國更是天差地別。我們今天讀米爾斯，不在於書中的曆史細節和政策是非，而在於他迫使我們反思一個核心問題：社會學家應如何想象？
首先，社會學家應直麵時代的大問題。米爾斯認為，社會學家必須承擔時代的文化責任，發揮相應的公共職能。他並不主張學者拋開研究，以社會活動為業，而是反對為學術而學術、為審美而審美的研究理念，反對狹隘的經驗研究與科學主義。在他看來，社會學的技藝在於轉譯（translation）和賦權（empowerment）。社會學家有責任向一般讀者闡明，他們的私人困擾並不隻是個人命運的問題，而是和全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密不可分；社會結構若不發生根本性轉變，他們的私人境遇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米爾斯一方麵炮轟空中樓閣的宏大理論建構，另一方麵反對研究方法淩駕於實質議題之上的經驗主義。時過境遷，米爾斯所批判的現象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變本加厲。再看中國，社會學重建30多年以來，成就有目共睹，尤其是湧現了一批才華橫溢的青年學者。從理論到方法，從後現代到大數據，我們對西方學術前沿已不再陌生。然而，我們是不是讓術語和數據掩蓋了事實本身？有沒有忘了自己投身學術最初的感動？社會總體結構如何？它在人類曆史上的位置如何？這個社會中的獲利者是誰？米爾斯敦促我們對這些問題做出正麵回答。
其次，社會學研究不可脫離曆史維度。對於馬克思和韋伯等奠基人來說，社會學和曆史學並無涇渭分明的邊界，他們的研究既是橫向的結構剖析，也是縱向的曆史敘事。但隨著行為主義和量化分析的崛起，曆史學和社會學在20世紀初開始分家；曆史學家對社會學家提煉一般化理論的嘗試不屑一顧，社會學家則將曆史學家視為提供史料的體力勞動者。米爾斯對這一現象持強烈的批判態度，明確指出“社會科學本身就屬於曆史學科……所有名副其實的社會學都是‘ 曆史社會學’”。隨著曆史社會學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的興起，這一現象有了較大的改善，但社會學和曆史學並未得到真正的有機融合。如果我們遵循米爾斯的建議，曆史社會學就不是社會學的分支領域，而是一切社會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換言之，曆史社會學不是研究曆史的社會學，而是具有曆史維度的社會學；它將時序性（temporality）置於核心地位，強調因果關係在時間上的異質性。具有想象力的社會學必然是具有曆史穿透力的社會科學，因為社會結構是曆史事件的產物。以轉型期的中國為例，我們所處的社會和麵臨的社會現象從何而來，改革前和改革後的社會是什麼關係，傳統社會、轉型前的社會主義社會和轉型中的社會主義社會有何聯係，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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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社會學研究必須基於研究者自身的體驗。米爾斯並不主張大而無當的無病呻吟，而強調“大”和“小”的辯證關係。在分析權力精英、核武器這些時代的大問題時，研究者必須學會利用個人體驗。從小鎮到大城市，從務農到白領，經典之作《白領》的靈感很大程度上正來自他本人的人生經曆。對於未來的社會學家，米爾斯的建議是：先反思你的個人經曆，再把個人經曆同社會變遷結合起來。所謂“價值無涉”的學術研究，不僅回避了學者應有的社會擔當，更抽離了學術靈感的重要來源。如果一個研究者對其所做的研究並無親身體驗，甚至沒有個人興趣，他又怎麼能指望吸引甚至影響讀者呢？對於中國的社會學者來說，我們最缺乏的並非事實，我們的普查和抽樣數據已經不少；我們缺乏的是由小而大，大中見小的社會學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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