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的名義發言的哲學家們又往往把科學變成“唯科學主義”，把科學的體驗視同人的體驗，宣稱隻有借助科學方法，才能解決人生問題。以上種種使許多文化工作者越來越覺得，所謂“科學”隻是一種自命不凡的虛幻的彌賽亞，充其量不過是現代文明中一種相當曖昧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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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借用C. P. 斯諾（C. P. Snow）的講法，社會上存在著“兩種文化”：科學的文化和人文的文化。無論是曆史還是戲劇，是傳記、詩歌還是小說，文學一直都是人文文化的精華。不過，人們現在也經常提出，嚴肅文學在許多方麵已經成了一種無關緊要的藝術。如果真是這樣，那也並不隻是因為大眾群體的擴大、大眾傳媒的發展，以及這一切給嚴肅文學生產帶來的影響，還要看當代曆史的性質如何，以及具備鑒賞力的人們覺得需要如何把握這種性質。
在當代政治事實和曆史現實麵前，有什麼樣的小說，什麼樣的新聞報道，什麼樣的藝術努力可以一爭短長？在20世紀曆次戰爭事件麵前，又有什麼戲劇中的地獄景象能夠與之相稱？對於置身原始積累創痛中的人們的那種道德麻木，又有什麼樣的道德斥責足以衡量深淺？這就是人們想要了解的社會曆史現實，所以他們常常覺得，靠當代文學不足以洞徹真相。他們渴求事實，追尋事實的意義，希望獲得可以相信的“全貌”，並在其中逐漸理解自身。他們還想獲得助人定向的價值，培養適宜的情感方式、情緒風格和描述動機的詞彙。但泰納們並不容易在當代文學中找到這些東西。關鍵並不在於是不是要在那裡找這些東西，而在於人們往往沒能找到。
從前，文人們身兼評論家和史學家的身份，會在行走英格蘭或遠遊美利堅時撰錄見聞。他們努力概括作為整體的社會的特征，並捕捉其間的道德意義。假如托克維爾（Tocqueville）或泰納（Taine）重生當世，他們難道不會成為社會學家嗎？《泰晤士報》的一位評論員就提出了這個有關泰納的問題，他認為：
泰納始終把人首先看作一種社會動物，把社會視為多個群體的組合。他的觀察細致入微，是個孜孜不倦的田野工作者，又具備一種品質……特別有利於洞察社會現象之間的關聯——這種品質就是生氣勃勃。他過於關注當下，從而不能成為一名傑出的史家；他過於擅長理論分析，所以無法試手創作小說；他過於推重文學，視之為一個時代或一個國家的文化檔案，故此無法成為第一流的評論家……他有關英國文學的研究與其說是在探討英國文學，不如說是在評論英國社會的道德風尚，並被借來宣揚其實證主義。全麵觀之，他首先是一位社會理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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