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而人類學家在參與討論時，一般都會帶有幾分謹慎，就像老殖民強權的那些擔憂，似乎是要回避今天在不發達地區幾乎必然伴隨變遷而來的那些動蕩和張力。文化人類學的內容與曆史當然不是靠什麼殖民主義的事實來“說明”的，儘管諸如此類的事實也不能說與之毫無關係。文化人類學還服務於自由主義乃至激進主義的宗旨，尤其是它堅持認為簡單社會的人民淳樸正直，主張人的性格具有社會相對性，並在西方人當中展開反本位偏狹立場的宣傳。
有些曆史學家似乎熱衷於重寫過去，但隻能被視為服務於當下的意識形態宗旨。眼下就有一例，美國要“重估”南北戰爭結束後的企業生活和其他工商生活。仔細檢視最近幾十年的大部分美國曆史，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曆史是什麼或應該是什麼，它都很容易變成不堪其負地被重新塑造的各種國族神話和階級神話。隨著社會科學的新型科層管理用途漸漸成勢，也出現了新的嘗試，即要倡揚“美國的曆史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如此。而在這股倡揚之風中，有些曆史學家已經使曆史有益於保守主義的思想傾向，並被這種傾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受益者所用。
我們肯定不能指責政治學家，特別是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關係的政治學家，他們滿懷某種對抗的心氣考察美國政策。尼爾·霍頓（Neal Houghton）教授甚至斷言：“一向被錯當作政治學學術的許多東西，其實不過是為這些政策做些合理化注腳並叫賣推銷。”
或許他的話失之偏頗，但對於他揭露出來的狀況，卻必須詳儘考察，而不能棄置一旁。無獨有偶，要回答阿諾德·羅戈夫（Arnold Rogow）教授的提問，即“那些重大話題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就必須認識到，晚近的政治學大多已經無關乎理解重要的政治現實，卻和從科學的角度對官方政策和疏失的鼓吹脫不開乾係。
我提及這幾種實際用途和連帶意涵，既不是為了批評，也不是試圖證明存在偏見。我之所以如此，隻是想提請讀者注意，社會科學必然牽涉到科層慣例和意識形態話題，而今日社會科學之所以紛繁多樣，混亂一團，也與這種相關性有關。所以，對於它們的政治意涵，清楚闡明總好過遮遮掩掩。
比較《商業周刊》上有關經濟學家的報道，見Business Week ，2 August 1958，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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