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聰明得多,這就更加劇了他們的不滿。在這些悶悶不樂的教授看來,社會科學的管理應用方麵的新發展提供了能讓人滿足的機會,這麼說吧,可以不必當上院係老大,去當經理好了。
不過,即使在愈發急切的年青一代裡麵,也時不時有證據表明,這些新式的職業生涯能把教授們拖出學院陳規,也完全可以把他們丟進至少同樣令人不快的某種境地。無論如何,這一切令人擔憂,新式學院企業家常常顯得並不清楚自己的新目標究竟是什麼。事實上,就連可以從哪些方麵界定成功實現了這些模糊目的,他們也往往顯得心裡沒譜。這不正是導致他們深陷心煩意亂、焦躁不安的心境的根源所在嗎?
美國的學術共同體作為整體,在道德上是對自己已然涉足其間的新型實用取向開放的。無論大學內外,處在學術中心的人們都成了行政管理機器裡的專家。這無疑使他們的關注,使他們原本可能有的政治思考格局趨於狹隘。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們作為一個群體大規模地參與政治,這種事情就算曾有,也是相當罕見的。而轉向技術專家角色的趨勢更加固了他們與政治無涉的姿態,減少了(就算可能有)他們的政治涉入,由於棄之不用,他們就連把握政治問題的能力也往往弱化了。你經常會碰到一些新聞記者,相比起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甚至我要遺憾地說,相比起政治學家,他們在政治上都要更為敏感,更有見識。之所以如此,上述趨勢也是原因之一。美國的大學體製就算能提供政治教育,也是非常少見的,它很少教學生如何評估現代社會中整體權力鬥爭的事態。對於共同體中叛逆反抗的這些部分,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很少甚或毫無持久接觸。不存在一家左翼出版社,能讓一位普通的學術從業者在其職業生涯當中,與之結成相互教育的關係。不存在一股運動,能為政治知識分子提供支持,賦予聲望,更不要說給份工作了。而在勞工團體中,學術共同體即使有什麼根基,也是微乎其微的。
凡此種種,意味著美國學者的處境如斯,使其有可能不經過任何意識形態的切換,不背負任何政治上的愧疚,就欣然承納新型實用取向。因此,要是說什麼人在“出賣自己”,未免既欠妥當,也太天真。要知道,隻有當真有什麼東西在出賣的時候,使用這類尖刻的言辭才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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