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斷定他是永遠不能入音樂之門的。不料他的毅力的奮鬥果然幫他入了音樂之門。以後造就雖然不可知，過去的進步已成確鑿的事實了。我退出研究會的時候，他對我熱誠地惜別，又謝我對他的屢次的指導。他說：“全靠你的友誼的指導，我的音樂進步了些，雖然進步得很慢。”我對他的毅力十分欽佩，但是沒有話可說。現在我想：我國古人教人習字時須坐得端正，有“非是要字好，隻此是學”的話。這位提琴練習者的音樂的造就，可想見其一定不大；然而他的精神的確可佩，可說是“非是要樂好，隻此是學”了。現在我又想：西洋寓言中有龜兔賽跑之說。我當時總算比他富有音樂的先天，得到三與一之比的成績。但照他的毅力，十五年來，恐防已經像他所決心地留學德意誌，學成了醫學與提琴的專家而“歸朝”，已達到“有誌者事竟成”的地步，亦未可知。而我歸國後就為生活所逼，放棄提琴，至今已十五寒暑未曾重溫舊業，眼見得今生不會再有從提琴上獲得感興的日子了。那麼我們的提琴練習就像龜兔賽跑，他是那勝利的烏龜，我是那失敗的兔子，可勝歎戰！想起了上述的所見，我覺得《獨立評論》那篇文章中“他們這種勤學苦乾的精神，令人覺得明治維新到今日不過幾十年，把一個國家弄到這種田地，並非偶然”的話，並非偶然。
胡適之先生《敬告日本國民》中有雲：“日本國民在過去六十年中的偉大成績，不但是日本民族的光榮，無疑的也是人類史上的一樁‘靈跡’。任何人讀日本國維新以來六十年的光榮曆史，無不感覺驚歎興奮的。”我想，這個“靈跡”，大約是我在東京某音樂研究會中所見的醫科老學生及向愚先生所述的帝大學生之類的人所合力造成的。但我的所見已是十五年前的舊事，不足為憑了。據向愚先生所說，現在東京帝大學生的思想“萎靡不振，令人太失望了”。又帝大的文學部心理學科講師戶幡太郎說，現代日本學生的思想，已由“唯物史觀”轉向到“就職史觀”了。唯物史觀不論是否，總是一種人生觀。就職史觀就是隻求有飯吃，不講人生觀了。這是何等的萎靡不振！若果如此，那種毅力和勤學苦乾的精神，今後對日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