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在世界上是以簡練著稱的。簡而明，這是我們語言的特色。若是電影裡，話劇裡，一句話長達幾十個字，就不易聽明白了。小說也是這樣，句長念起來就費勁。我寫的東西，不管好壞，話總是要寫得簡明，有時想起一個長句子來，總想法子把它斷成兩三句。這樣容易明白，有民族風格。念古代的語言可以認識到如何簡練。舊體詩多數是四言，五言，七言的，九言就很少了。唱詞也有九個，十一個或者字數更多的句子，但仍以七言為主。青年往往從現代書本上學語言，這要留些神。現代小說、劇本的語言，並不一定都很精彩，不要說書本上是那樣冗長，就可以照樣羅嗦。羅嗦總是毛病。我們應當有這麼個願望，寫文章一句應當頂十句、八句用。現在作品中有些句子往往模棱兩可，怎樣解釋都可以。因此，首先每一句要讓它明確和站得住。看雷鋒日記裡的話吧，有高度的思想性，充沛的感情，不知道想過多久，才寫出這麼一句！我們作品中那樣的句子就很少。我們念《紅樓夢》、《水滸傳》，為什麼拿起來老不想放下，不僅是因為它的情節引人入勝，它的語言也能隨時給我們以喜悅，隨時提高我們的欣賞力，叫人愛不釋手。假如《紅樓夢》的語言每三回才有一句好的，這部書準沒有那麼多人愛讀。文學作品就是這樣的：語言要能讓人喜悅、愉快。文學作品為什麼會美呢？這不僅因景寫得好，人物有性格，事件有意義，同時還有語言的美。我們寫完作品，最好朗誦一遍或幾遍。話劇總要說些簡練明白的話，人家才能馬上聽懂。小說可以多用些辭藻，句子也滿可以長點。但是，自己必須念念，假如自己都覺得別扭，別人會怎樣就可想而知了。這很要緊，否則民族風格就不容易突出。有時自己覺得這兩個字很形象，以為別人看了也會覺得如此，不一定！念出來就可以知道了。要說明白話，有力量的話，有思想，有感情，叫人拍案叫絕，使人嚇一跳。這並不是完全在於辭藻，當然也不必一概反對辭藻。特別是今天文藝為農民服務，道理要講得深，文字可越淺顯越好。這是我們的責任。要記住，寫篇文章，總要有好的句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那麼多年前說的話，我們現在還經常引用，他們是那麼有遠見，他們的話是傳之不朽的。英國人動不動就愛引用莎士比亞作品中的語言。我們應當有這樣的抱負，讓我們寫出的句子，有長久的生命力。詩人更應當創造這樣的句子，“詩”即創造的意思。小說、散文作家也應如此。文藝是要爭奇鬥勝的，內容，思想感情要好，文字上也要顯示出自己的風格來，不是人雲亦雲的，老老實實的。做人應當老老實實；寫文章不應當老實；要銳利，有風格，有力量。語言的創造並不是另創一套話，燒餅就叫燒餅，不能叫“餅燒”。怎麼創造？話就是這些話，雖然是普通的話，但用得那麼合適，能嚇人一跳，讓人記住，這就是創造。這要求我們狠狠地想，想了再想。寫作的人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熟悉社會各階層的語言，才能按時間、地點、人物的思想感情，找出那麼一個字，一句話。這也正是寫作的難處。特別是劇本，一開場人物就出來了，沒有介紹開口就說話，是怎麼說出來的呢？要很好地斟酌。一句話對了，比十句話還好。甚至一個字“哼”、“哈”，有時比寫出一句話還好。語言要有呼應，前麵說過的話後麵一定要照顧到；要有波瀾，可以從各方麵來寫，一句話有幾種說法，不應該老是小胡同趕豬，直來直去。若老是平鋪直敘，沒有風趣，就難精彩。須想出一針見血，解決問題的話。語言寫得好壞，是最足以看出一個作家的功夫的。要在最簡單的話裡顯出本事。使用語言，要因人、因地精密選擇。記得有一位朋友寫一篇東西，男的喝了酒回去，太太不滿意，說：“又喝了貓尿啦！”如果是她發了脾氣，這就用對了。但從劇情來看，她並沒有給他很大的譴責，隻是一個輕微的責備。那就應該說：“你又喝了兩盅吧？”如果說喝了“貓尿”，那該是發脾氣，拍桌子，要打起來了。大概是這位作者聽到北方農村有把酒叫“貓尿”的，就視為珍寶，非用上不可，結果卻用得不是地方。作品的語言要豐富，但勿亂用，要審慎選擇。下鄉學到的話，要考慮怎麼用，讓人聽起來很順暢合適。這套功夫很不容易，得認真地練，這是基本功，非掌握不可。我建議寫小說的人也寫寫詩，寫寫劇本。不寫詩，就不知道什麼叫簡練；不寫劇本，就不容易知道什麼叫做結構精密。作家是要懂得這些和有這種本事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載一九六三年《湖南文學》十一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