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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隻是覺得悲哀。
一向銳利的錢鐘書對沈從文的評價可謂精準：“你不要看沈從文那麼善良、溫和，他不想做的事你用刀子架到脖子上他也不會做。”他與這個世界是不協調的，他與政治場裡的一股股“風”更是不協調。
想當年，沈從文與郭沫若都是20世紀中國文壇的重要人物。沈從文遠離政治，拒絕進入任何團體，他說：“我一生從不相信權力，隻相信智慧。”而郭沫若則熱衷政治，是左翼文人。兩個人互相看不上。沈從文在《論郭沫若》中說：“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說方麵，他應該放棄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他認為郭沫若寫的小說一無是處。
沈從文的認真為自己招來了禍患。1948年，左派文人領袖郭沫若在香港刊物上發表《論反動文藝》，嚴厲地指責沈從文是“桃紅色作家”，是反動文人，“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鬥爭情緒”。在特殊時代，這麼大的帽子扣在沈從文的頭上，他如何還能翻身。
沈從文在一個條幅上寫下“封筆試紙”，從此，他與自己所熱愛的文學絕緣了。這還沒完，他任教的北大校園迅速貼出了“打倒沈從文”的標語。1949年1月，沈從文喃喃地說：“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沈從文曾兩度自殺未遂，人雖活著，藝術生命卻從此枯竭了。後來張兆和在接受采訪時說：“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裡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刀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當時，我們覺得他落後，拖後腿，一家人亂糟糟的。現在想來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沈從文提出離開北大，他被安排到中國曆史博物館。靠近郭沫若的文物局長王冶秋以為他隻是來避避風，沒有對他做安排，館裡有些人還說他是“鴛鴦蝴蝶派”，處處排擠他。他連自己的辦公室也沒有，就在午門樓上待了十年。零下10度的冬天，又不許烤火，他在上麵轉來轉去地學習《為人民服務》，以極大的耐心和持久熱情。可見，沈從文骨子裡那股倔勁轉換成了韌性，人生莫不如此，堅持！所以他說：“我呢，覺得十分自然平常。”
他在館裡鑒定、收藏文物，“一旦碰到具體的文物工作，沈從文就仿佛變了一個人。看見好東西，沈先生就想辦法買回來。自己先墊錢，再交給館裡”。
展覽會上自願當解說員，儘管內心淒苦，他還是非常熱情地向觀眾講解文物的曆史等知識，有時候連小腳老太太來參觀，也是他義務講解。
他的學生汪曾祺曾感歎說：“從一個大學教授到當講解員，沈先生不覺有什麼‘丟份’。他那樣子不但是自得其樂，簡直是得其所哉。隻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裡總不免有些淒然。”
老友蕭乾也曾感歎過這種淒然：“有一回我陪外賓去故宮參觀，恰好是他在解說，拿一根講解棍，非常認真。我看了很傷心，覺得這是一個青年人乾的事，怎麼讓他乾？我怕影響他，也怕傷害他，躲得遠遠的，沒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一個天才藝術家在那樣的時代如何煎熬度日？即使在之前，也是內心孤寂，他曾說：“我時常覺得異常寂寞。我需要幾個朋友，那些老朋友卻不同我談話，我要的是個聽我陳述一份醞釀在心中十分混亂的感情。”
他沒有這樣的朋友，之前是把張兆和當成一個出口，不停地寫信；之後，他像個遊魂一樣在曆史博物館午門樓上的穿堂風裡遊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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