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寫好八股文，官學是有明文規定的。每月的三六九號學官會教導作文，每月的初旬士子們要作《四書》義三篇練習，中旬作經義三篇，下旬則論、策、表、判各一篇，詔、誥也有特定時間習作。
差不多成化年裡，科舉首重第一場的四書五經義，權重最大。此考試製度改革大概率是因為閱卷官的評閱任務太重，為保證如期公布榜單必須有所取舍，三場考試中占大比重的首場經義考就成了最主要評定標準。因此上考生自然是多做四書五經義的練習，好比後世的重點專項練習。
八股文又叫時文，取‘當時作文’之意，文風及遣詞造句有很強的時代性，對比明初和中後期的文章，你會發覺文風有很大的不同。時文除了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也與主考官的文風喜好有很大關係，故所以考生們考前必然會到書店買一些前科考試編纂的陳墨文章來讀，就如後世中考高考前考生會去買曆年真題來做一樣，都是為了預測今年的出題路數與可能題型。死讀書肯定會變成讀死書，聰明的士子們會定期或不定期舉行些文會筆會來交流心得，進行模擬考。整體而言，備考雖有官學教習，但實際上明中後期學校多有荒廢，學子們以自主複習為主，有錢人家會請名師或赴有名的書院求學，比如近些年來最受推崇的東林書院。私立貴族學校東林書院所以能做大做強，其實是建立在公立學校官學的萎靡沒落基礎之上。
考前的個把月或者更早，心思活泛的考生就開始打聽主考官是誰，確定人選範圍後，著重研究該人作的文章，細加體會以求自己的考卷文風能投其所好。
考官的預測其實並不太難，鄉試的主考多是朝廷翰林或者禦史。一些書商為牟利經常在考前花大力氣打探內幕消息，然後出一些考官的文集高價賣給考生牟取暴利。而會試因為在京師舉行，主考通常是內閣大學士和禮部侍郎等領銜，隻要有心總能猜對。例如弘治十二年會試，大才子唐伯虎和舉人徐經一同赴京應試，考前就多次造訪高官，禮部侍郎程敏政、大學士李東陽都有被拜訪。那一年的主考正好是李東陽和程敏政，因徐、唐二人曾向程敏政請教過治學道理，而後又因考試中一道生僻題的出處兩人剛好知曉，他二人不知悶聲發財的道理，偏偏要到處矜誇，於是很自然地被人眼紅，舞弊風聲四起，最後說不清嫌疑。程敏政被罷官，唐伯虎和徐經被革去功名。甚為可惜。
心得交流較熱烈，一考生聲稱精研過前20場延綿60年的經義考題。他曾有幸得到珍本《湖廣登科錄彙編》，該珍本對正統二年到萬曆己未年的治經統計數據做了科學的分析，推斷出本場鄉試中，大家會一窩蜂報考治春秋經，故治易經最為冷門。而他偏專治易經，如此獨辟蹊徑可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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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頭講了，考試雖分三場，真正受重視的隻是第一場的經義考。題目是本經義四題+四書義三題。本經，就是每位考生在報名時要從《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五經中確定一經作為自己的報考專業，考試時從以上某一部經典中析出的句子為題寫四篇經義文章；四書義則是從《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四部儒學經典中出的三道題。也就是說每次鄉試或者會試，主考官一共要準備4*5+3=23道題，而每位考生需要回答7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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