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山西/山東/湖廣/福建………天下十三省之中，此處乃是重中之重/尤為關鍵/破局之點……”這句話，在最近幾日的仁智殿內，密集地響起。
但是句式相同，不代表內容完全相同。
催繳賦稅、清減民困、吏治清理、籌備新政。
除了貴州以外，這是每個省份的督撫小組，共同的四項任務。
這其中的賦稅與吏治這兩項，是深度耦合的。
“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的說法，經過幾個月的發酵，已經成為當下朝堂的政治正確。按這套理論，大明的稅，在事實上每年都絕對征夠了，甚至還會多征出許多倍。
隻是這些正稅、雜稅，甚至說血稅，並沒有流到中央手裡。
基於這個理論，地方上收不到稅，朝廷並不是不能接受。
畢竟天災不可預測，過去數年間征收的新餉，也確實將天下生民壓榨到了極限，地方凋敝確實是實情。但是，收不到稅，難道連貪官也查不到嗎？
這位督撫，你是認真的嗎？
你的意思是，在這天下烏鴉儘黑的時候，你居然能夠找不到黑烏鴉？
真能在重重篩選，反複規訓，反複方案確認之下，還能出現這等不顧自己前程的神人，朱由檢也隻能說個6字。
總而言之，新政的規矩其實非常清晰。
要麼交錢，要麼交頭。
可以是你的頭，也可以是貪官的頭，二選一吧。
當然，這隻是最直白的版本。
朝廷怎麼可能把這麼赤裸裸的東西，明旨頒發呢？
各種政策、各種績效目標，仍舊是要披上一層溫情脈脈、冠冕堂皇的外衣的。
若非如此，朝廷又怎麼會將一個極難量化的“減輕民困”，列為核心考核指標呢？
至於籌備新政這一項，反而最為簡單。
每個省，隻需選出一個大縣，三個小縣來開展試點。
相較於每個省至少上百個縣的龐大體量，這實在算不上什麼繁重的任務。
與其說是逼著地方出政績，倒不如說是在為後續的新政鋪墊罷了。
而與之一起承擔吹風、鋪墊任務的，還有京中待考的六千餘名士子。
等結果公布，那些落榜的人，終究要重返鄉裡。
他們帶回去的所見、所聞，以及後續源源不斷的大明時報，以及其他各種政論報刊，都會持續不斷地影響整個大明。
到那個時候，才是新政的風浪，真正紮根在這個時代的時候。
而拋開這些共性任務，十三省又有各自截然不同的特殊使命。
例如四川、湖廣、河南這三省。
因為毗鄰陝西，糧食的生產建設，自然成了重中之重。
哪怕原本不重，永昌帝也會想方設法讓它重起來。
順帶著，商旅貿易的提升，多數也被列為次一級的任務。
貨物流轉，銀錢互通。
隻有這兩條脈絡徹底運轉起來，等到陝西的旱災真的一發不可收拾時，這種成熟的銀貨通道，才能在朝廷的調控下，轉變為糧食通道和人口遷移通道。
這也是朱由檢在陝西還未崩潰前，勉強能墊上一手的準備了。
再例如貴州。
這裡是奢安之亂的絞肉機前線，更是與其他省份不同。
這場戰爭，起於天啟元年。
而叛亂的源頭……說起來和遼東也有關係。
天啟元年九月，朝廷要求永寧、水西兩個宣撫司，調集兩萬土兵奔赴遼東作戰。
然而這個時間點，遼沈已然淪陷，前一波調過去的四川土兵，也早就死在了薩爾滸之戰中。這種要求，簡直是和送死無異。
奢崇明，正是借著這股風浪，卷起了底層土兵的意向，起兵作亂。
今赴遼是死，舉大計亦死，死國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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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明打不贏建州，難道還打不贏你個土司嗎？
到天啟三年時，大明從措手不及中反應過來，朱燮元統合各路兵馬，敗奢崇明於永寧，並進追水西龍場，擒獲奢崇明妻安氏、弟奢崇輝及叛軍大學士、經略、丞相、總督等文官武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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