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三司分權的後果就是地方互相推諉扯皮，難以完成朝廷的任務，所以從天順之後，在邊疆發生戰事的時候，朝廷就不得不向地方臨時派出大員來統領三司，也就是所謂巡撫，而為了加重巡撫的權力，使得巡撫能夠能夠統禦地方三司，朝廷隻能夠向地方派出高級言官。
因為這些都察院的高級言官，手握監察大權，能夠對於這些地方官員形成強大的壓力，才能夠更好的解決朝廷對於地方的控製問題，因為“巡撫”者，代天子巡行安撫地方之臨時差使也。其全稱是“巡撫某地方都察院副都禦史（或僉都禦史）”，有時還加兵部侍郎銜，俗稱“部院”。
這個名稱就凸顯了巡撫的中央特派性質，從官製上來說，巡撫並非地方官員，而是朝廷的部院大臣，僅僅是臨時有事唄派遣到地方處理地方的事情的，早期的巡撫也確實是事畢即還，並不是什麼固定差遣。但是現在不僅僅是巡撫還有總督，都從朝廷的臨時欽差變成了地方的督撫大員，但是他們仍舊具有朝廷中央部院大臣的特征。
如巡撫是都察院右僉都禦史，總督是都察院右副都禦史，他們都是高級言官，能夠對於對於地方三司形成強大的壓力，所以才能夠統禦地方三司和府州縣，但是朝廷也很快發現了這種製度的問題，督撫在地方的權力過大，地方官員是難以抗衡的。
所以隻能夠從朝廷再度派出監察官員，加強對於地方官的監督，也就是所謂的巡按禦史，洪武年間即有巡按禦史之設，然非常例。至永樂元年二月乙卯，遣禦史分巡天下，遂為定製。
朝廷認為，巡按禦史品級很低，無法和督撫一樣控製地方行政權力，同時可以作為朝廷的耳目，監察地方的動向，但是現在一樣也出現了問題，就是巡按禦史確實是可以對於地方府州縣和三司官員形成強大的監督，但是對於督撫來說，巡按禦史就不夠看。
原因很簡單，這些督撫自己就是高級言官，而巡按禦史隻不過是都察院的基層牛馬，和這些高級言官相比自然是無法抗衡的，而且巡按禦史的職權過重，敢於地方行政，也是一個極為要命的事情。
其實朱載坖很清楚其中的緣由，地方官總是要割據稱雄的，於是不斷派中央言官去分他們的權，形成了巡察之官架空常設之官的製度；人心莫測而必分其權，政出多門辦不成事又不得不集中事權，形成了集權—分權往複循環之例。就是現在大明的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
雖然現在大明的這種情況還不是很突然，但是實際上已經初見端倪了。
對於朱載坖的這個問題，葉向高自然是清楚其中的重要性的，他有些不太明白，自己不過一個七品都給事中，朱載坖怎麼突然和自己討論起了這樣的事情，這是應該和閣部重臣商量的事情，所以葉向高是十分之謹慎的，生怕回答有問題，同時他也不敢過度去說大明。
所以葉向高就朱載坖所提出的問題說道：“陛下，漢武之失，在於高下不分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而朝廷乏力，則使刺史做大也。”
葉向高認為刺史製度的最終失敗主要是有兩個原因，第一就是不符合儒家的尊卑觀念，儒家思想強調，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刺史以小管大，自然與儒家傳統的尊卑有序等級觀念不相容。而刺史卑官而權重，必須出現監察權淩駕於行政權之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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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就是朝廷力量的削弱，當朝廷鼎盛之時，地方此事對朝廷管轄地方其起著良好的維護作用。而到王朝末年，朝廷削弱的同時，地方刺史迅速割據一方，又進一步瓦解中央政權的統治。這個問題在兩漢表現的尤為明顯。
兩漢末年，朝廷政局動蕩，皇帝多早夭，諸太後在選擇繼位人選往往貪孩童優先，多達11個皇帝為少年甚至幼年繼位，朝中的軍政大權被輪流掌控在宦官與外戚手中，朝堂上政爭不斷，今天宦官殺外戚，明天外戚殺宦官，實在是無暇顧及地方。而刺史由於是監察官員因而常駐地方治所，越權乾預地方行政事務的現象愈加嚴重。
再加上民變四起，朝廷無力鎮壓，而一郡所轄的地域過小，財力單薄，軍事力量較弱，也無力鎮壓大規模農民起義。劃分為州的監察區劃很大，一州平均約轄有七八郡，有足夠鎮壓一方叛亂的能力，但也有足以割據一方的人財地等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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