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州司馬。此事在正史中僅有“崔伯陽被貶”的記載，而野史則補充了“杖殺”的細節，更凸顯了李輔國的“無法無天”。野史還稱，崔伯陽被貶後，滿朝文武無人敢再彈劾李輔國，甚至有官員為了自保，主動向李輔國“行賄”，有的送金銀珠寶，有的送良田美宅，更有甚者將自己的子女送入李輔國府中當“侍童”，李輔國對此來者不拒，他的府邸每日“門庭若市”，儼然成為長安城中的“第二朝廷”。更令人震驚的一則野史傳聞，出自《酉陽雜俎·貶誤》：李輔國曾因“口味刁鑽”，要求禦膳房每日為他準備“活煮雞子（雞蛋）”，且必須用“清晨的露水”煮製。禦膳房的廚師因無法每日收集足夠的露水，便用井水代替，被李輔國發現後，竟被“杖打五十，流放嶺南”。此事雖看似瑣碎，卻從側麵反映了李輔國在宮中的“特權地位”——他的私人喜好，竟能決定宮人的生死榮辱，其專橫程度可見一斑。
寶應元年（762年），唐肅宗病重，李輔國與另一宦官程元振聯手，擁立太子李豫即位，是為唐代宗。代宗即位後，為感謝李輔國的“定策之功”，封他為司空、中書令，賜名“輔國”（此前一直用本名李靜忠），還尊他為“尚父”——這一稱號源自西周，是周文王對薑子牙的尊稱，將其用於宦官身上，在唐代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僭越”。正史中，代宗對李輔國的“尊崇”是“表麵文章”，實則早已忌憚其權力；而野史中，李輔國的“僭越”遠不止於稱號，更體現在禮製、生活等方方麵麵。據《通典·禮典》附載的野史傳聞，李輔國被尊為“尚父”後，愈發驕縱，竟私自仿製“天子儀仗”——他的出行隊伍中，有“金吾衛（皇家衛隊）三十人開路，鼓吹樂隊十二人奏樂”，所用的馬車裝飾著“龍鳳圖案”，馬車上的簾子用“紫綾”製成（紫色在唐代是皇家專用色）。更有甚者，他還要求長安城中的官員在他出行時“避道跪拜”，如遇不跪拜者，便令禁軍將士“拖拽至府中問罪”。一次，宰相苗晉卿因“年邁體弱”，在李輔國出行時未能及時避道，被李輔國的侍從攔下。李輔國竟親自下車，對苗晉卿說：“你雖為宰相，卻不知‘尚父’之尊，今日若不是看你年老，定當治你‘大不敬’之罪！”苗晉卿無奈，隻得在路邊跪拜道歉，此事傳開後，長安百姓無不憤慨，私下稱李輔國為“假天子”。正史中，李輔國的“僭越”主要體現在“乾預朝政”上，而野史中的“私用天子儀仗”則更直觀地展現了他對“皇權”的覬覦，唐代禮製森嚴，天子儀仗、服飾、顏色皆有嚴格規定，宦官私用皇家禮製，無疑是對皇權的公然挑釁。
除了在朝堂上的僭越，李輔國在民間的“惡行”也多見於野史。據《唐語林·政事》記載，李輔國為了擴建自己的府邸，強行霸占了長安城東市附近的“百餘家民宅”，這些民宅的主人有的是普通百姓，有的是退休官員，李輔國不僅不給任何補償，還令禁軍將士“強行拆房”，有反抗者竟被“投入獄中”。其中有一位名叫王叟的退休官員，其祖宅已在城東市存在了三代，王叟不願搬遷，便向李輔國求情，希望能“保留祖宅”。李輔國不僅不同意，還冷笑著說：“你這破宅，擋了我的‘風水’，今日拆了，是給你麵子，若再囉嗦，定讓你全家流放！”王叟悲憤交加，當晚便在祖宅中“自縊身亡”。此事引發了長安百姓的強烈不滿，有人甚至在李輔國府邸的大門上寫下“天殺權宦，必遭報應”的標語，李輔國得知後，竟下令“搜捕全城，凡有怨言者皆治罪”，一時間長安城中“人人自危”。野史還記載，當時民間流傳著一種“詛咒李輔國”的方式：百姓用稻草紮成李輔國的模樣，每日用針紮其心臟，口中念道“權宦李輔國，早死早超生”。這種“厭勝之術”雖無法對李輔國造成實質傷害，卻反映了民間對他的深仇大恨。正史中，李輔國的“失民心”僅用“天下怨之”四字概括，而野史中的“強占民宅”“逼死王叟”“民間詛咒”等細節，則讓這種“怨懟”變得具體可感——他的權力巔峰，是建立在百姓的痛苦與憤怒之上的，這也為他後來的遇刺埋下了伏筆。
寶應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暗中授意宦官程元振，派人將李輔國刺殺於家中，隨後追贈他為太傅，以親王之禮安葬。正史中，李輔國的遇刺是“代宗清算權宦”的必然結果，記載簡略；而野史中，這場刺殺充滿了“懸疑色彩”。關於刺殺李輔國的刺客身份，野史中主要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來自《酉陽雜俎·諾皋記》：刺客是程元振暗中招募的“江湖俠客”。程元振與李輔國本是“同黨”，但在擁立代宗後，程元振因“功不及李輔國”而被冷落，心中不滿，便主動向代宗表示“願除輔國，以報陛下”。代宗默許後，程元振找到了一位名叫“夏侯澄”的俠客——此人早年因“殺富濟貧”被官府通緝，隱居於長安城外的終南山中。程元振以“黃金千兩”和“赦免罪行”為誘餌，讓夏侯澄潛入李輔國府中刺殺。野史詳細描述了刺殺過程：十月十五日夜，夏侯澄喬裝成“送炭的雜役”，混入李輔國府中。當時李輔國正獨自在書房中飲酒，夏侯澄趁其不備，用“匕首刺中其心臟”，李輔國當場死亡。夏侯澄還割下了李輔國的頭顱，帶出府中，交給程元振作為“憑證”。程元振隨後將頭顱“投入廁所”，以泄心中之恨——這一細節雖血腥，卻符合野史“快意恩仇”的敘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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